中国当前的许多问题主要源于二元社会经济结构。60年前，中共执政后所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的贫穷落后，因而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措施，使城乡关系第一次拉近，但也在客观上形成了二元社会经济格局，城乡利益矛盾对中国的进步形成制约。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因，不仅在于改变传统体制的功能性制约，更在于改变了城乡格局的扭曲状态。

　　中国要尽快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必须改进目前城乡二元结构的落后状况，提高城市化程度。反过来，要想提高城市化程度，就必须改善城乡二元结构。但是，中国是农业大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城市化应该是城镇化。

　　根据笔者研究，中国的城市化率的合理上限为78%，78:22是城乡比率的“黄金结构”。中共执政后的第一个三十年，城市化率每年不足0.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三十年，城市化率年均0.8到0.9个百分点。目前大约是46%，距发达国家还差至少30个百分点，有巨大的转换空间。在此过程中，工业化过程也将统一于城市化进程中，也就是进入一个城乡协调发展的时期。

　　笔者认为，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过程将会进入加速、高涨和缓落三个过程。六十年的发展已经为城市化做好了扎实的基础，如果城镇化战略破题，未来将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

　　实施科学的城镇化战略

　　首先，城市化过程将是漫长的。按照中国目前城市化的现状，如果城市化率今后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那么，要完成城市化进程至少还需要三十年。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切忌一阵风、走形式和低质量，应最大限度地避免城市化进程的反复，避免资源浪费。

　　第二，推进城市化战略，必须先做好规划。未来三十年需要有序展开，重点推进，可遵循“多点突破”的原则，因为中国地域辽阔，数百个城市、两万多个村镇，需要大量资金，只能重点推进。同时，还应形成适合各地区的独特模式，包括适合地域特点、民族特点和文化特点。

　　第三，要保护耕地制度。中国是人口大国，必须从总体上确立可耕地面积的下限。根据笔者了解，中国的实际耕地和非耕地，与国土管理部门的概念有较大差别。现实中，非耕地、坡地、滩地等在国土部门看来都是可耕地，而国土部门批准的建设用地大多可以用实际的不可耕地来代替。因此，必须科学规划，有序推进，合理占用，尽量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

　　第四，建立上下协调的专门融资机构。城市化过程将吸食巨额资金，并提供巨大的消费空间。一方面，城镇化将成为今后政府和社会投资的着力点，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建立上下协调的专门融资机构，为城镇化设立专门的建设基金、专项基金、可转换债券和可上市基金。这也可为解决当今“流动性过剩”提供退出通道和投资平台。

　　总之，未来二十到三十年，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空前高涨的时期，合理规划、统筹安排、有序推进是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