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助推稳增长

面对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原外经贸部副部长、我国入世谈判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2012白沟新城论坛”上表示，包括城市化在内的四大力量仍将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2012白沟新城论坛”由《瞭望东方周刊》联合河北省保定市委、市政府举办，于8月25日在保定市白沟新城举行。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荣誉主任龙永图，原建设部总工程师、中国国际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市政工程协会会长金德钧等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论坛，并就我国当前国民经济形势、城市化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发表了演说。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化率突破50%这一节点的出现，表明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参与论坛的专家普遍认为，城市化进程加快，与改革开放30余年的成功实践是相辅相成的，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

经济下行趋势将可逆转

龙永图：我的判断是到了明年中国的经济将会继续保持超过8%的增长，因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并没有变。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发展有四个力量在推动：

第一个力量是工业化的力量。我国工业化才搞了30多年，而美国人、英国人已经搞了200年，所以说中国的工业化还要长期搞下去。现在连美国奥巴马总统都提出重振美国的制造业，而且努力让转移到国外的美国制造业回归，这就说明哪怕像美国这样成熟的经济大国也在开始重视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还会搞几十年、几百年，这一点会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二个力量是城镇化的力量。当前我国城镇化水平也就是美国1910年左右的水平，韩国1970年的水平，日本1960年的水平，我国城镇化要达到75%、80%至少还要30年。特别是房地产行业，政府部门对此要有清醒认识，目前一方面控制房价上涨，另一方面也要研究怎样进一步释放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这样才能全面考虑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房地产所起的巨大作用。

第三个力量是改革的力量。中国的改革正在酝酿着一场新的浪潮，经过30多年的改革，现在我们碰到了很多难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改革去解决。小平同志几十年前就讲“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就是死路一条”，中国正在酝酿一场继续以市场化、以经济转型为目的的重大改革，这个改革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发展。

第四个力量是全球化的力量。不要以为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化的趋势就变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没有倒下。西方经济虽然受到了重挫，但美国仍然引领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这样大的布局并没有变。所以说，继续利用全球的市场资源发展中国的战略机会并没有丢掉。

关键是要给进城农民以国民待遇

龙永图：有些专家批评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有很大的水分，甚至尖锐地提出来有些地区是在搞“伪城镇化”。这其中关键的问题是，是不是把进城的农民都计算在内。

中国城镇化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把成千上万已经进城和即将进城的农民变成真正的城市居民，使他们享有完全的国民待遇，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教育方面享受真正的平等待遇。如果不真正解决农民成为城市居民的问题，将为社会埋下非常危险的不安定的种子，这使我想到很多年前美国的黑人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动荡。

进城农民特别是他们第二代已经不会或者已经不愿意回到农村去种田，这部分人留在城市又不能得到平等的待遇，他们对这个社会的心态就会成为一个“定时炸弹”。我们宁可把城镇化搞得慢一些，也一定要扎扎实实解决这些问题，挤出这些水分。

金德钧：城市化的根本内涵是让农民变成市民，当前的突出问题是，人进城了，但还不是市民，或者说土地被城市化了，人还没有被城市化。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在今年初发布了一个报告，报告显示我国2010年城市化率是34.1%，这与国家公布的口径是有距离的。国家公布的数据是把常住城市人口、没有城市户籍者也算城市的人，而我们没有算进去，因此出现了相差15个百分点的情况，涉及2.2亿余人。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工，他们虽然生活在城镇、被统计在城镇人口中，但其身份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是游离在城市之外的。

几十年来几亿农民工进城，为城市发展贡献了青春年华，对待他们的传统做法是加强控制和管理，现在应该彻底改变。农民工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应当赋予他们平等的市民身份，尊重他们所做出的贡献和他们的人格尊严。

广大农民是巨大的消费群体，他们的收入多少、消费能力强弱，会极大地影响城乡的消费水平和社会购买能力，离开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化就失去了基础。在加快推进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绝不能忘记农村、忽视农业，更不能剥夺农民。

城市群和小城镇战略

郑新立：现在人口大量拥向大城市，像北京、天津拥挤不堪，房价上升，生活质量下降，怎么办？现在要实施两个战略，一个是城市群的发展战略，一个是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战略。

国外解决大城市拥挤矛盾的一些经验现在看来是个教训，在城市郊区建立生活区，形成“睡城”，每天潮水般的人流，早上涌到城市，晚上回到“睡城”。北京曾经这么干过，在回龙观、天通苑建了几十万人的“睡城”，早上乘汽车排成队，晚上下班高峰人又出不来。

实践证明这个战略是失败的。现在看来要在大城市周边建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一方面借助大城市的人才、资金、市场优势，同时又发展自己的二三产业，创造一些就业机会，这样大城市周围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产业上就和大城市形成了互补关系。通过大城市的带动使小城市和小城镇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就业人口和居住人口也可以适当分散。

千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不要再往大发展了，人口上千万以后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地铁，城市交通将是一场灾难。

金德钧：在发展中要切忌城市化的“大跃进”，这有两个很显著的特征：其一是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其二是经营城市的冲动超越了经济发展的规律。

城市化的水平越高，对资源环境的索取就越多，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就越大。在资源环境容量的约束下，资源的消耗、生态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就会降低资源环境要素对城市化的支撑能力，降低居住环境的舒适程度和投资环境的竞争力，从而反过来影响城市化的质量，甚至抑制城市化的进程。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有相当的投入，而我们投入不足。由于历史欠账太多，投资不足和设施建设滞后的现象，依然很突出。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最好是占全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0%到15%，占当地GDP总量的3%到5%。根据这个数据的要求，全国包括大城市在内投资是严重不足的。

城市一方面缺水一方面又怕水，北京“7·21”暴雨灾害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城市内涝已经成为我国许多大城市的通病，而且日趋严重。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面积迅速扩张，“重地上轻地下”的问题普遍存在，因此城市暴雨洪水的防治成为了城市突出的软肋。

据我所知，我国有地下排水系统的城市大概只有50%左右。即使有这种排水设施的城市设计标准也偏低，人家是3到5年一遇，我们的标准是1到3年一遇，而且建设的时候还往一年一遇上靠。城市的管理水平也较低，跟国际上先进的城市相比，我认为起码相差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