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最近披露一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近20年的城市化进程呈现显著的“粗放扩张性、耕地非农化和低海拔性”特征，并且导致了城市低效能化，防灾能力下降、粮食安全告急和不可持续发展性等严重后果。

　　粗放型扩张，的确是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普遍特征。通过“圈地”，再实施七通一平或城市绿化、亮化工程，进而大规模发展新城区、开发区、工业园区，的确让中国很多城市在“面子上”和“速度上”令人惊叹。20年，绝大多数城市的建城区面积扩张都在10到20倍以上，这种城市扩张速度的背后，却是事实上的粗放和低效。由于追求“大跃进”般的高速度、快增长，中国城市几乎没有考虑建设完善的地下排水排污工程。这种“重地上、轻地下”的建设理念，导致中国城市防洪能力日渐衰退。广州、上海、杭州、南京、宁波、北京、南昌、武汉等大城市，几乎都经历了暴雨袭城带来的“城市地中海”现象。

　　粗放型城市扩张还存在着“低效城市化”后果。城市快速扩张并没有伴随着城市经济增长的倍数增长，也没有相应的城市人口的同比增长，更没有形成解决“城市病”的能力。按理说，城市建成区的10倍、20倍的增长，必然是伴随着经济、人口、城市效能的同比例增长，但数据表明，城市建城区单位土地面积所创造的GDP却并未因城市增长而同比增长，除了广东一些城市之外，比如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北京、常州的建城区单位产值分别排在第27、72、81、90、101和112位。这种低经济效益的土地利用现象反应了城市扩张存在着“非经济用地”的过度增长。同时，这些排在后面的大城市，在城市交通拥堵、城市空气污染、外来人口居住紧张、教育、医疗、住房成本却居高不下。所以，一边是城市土地经济效率的低下，一边却是城市生活成本高企，显而易见，大多数粗放型增长的城市，城市土地利用基本都存在低效能特征。

　　粗放型城市扩张呈现“耕地非农化”后果。由于耕地良田大多处于平原地带，也一般处于城市外围圈层，因此也是最低成本、最易开发的土地。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扩张，绝大多数都以“蚕食”周边农村及其耕地作为首选策略。报告显示，“1990到2000年期间，约有53.4%的城市扩张面积来自耕地；2000至2010期间，这个数字达到68.7%。”可见，中国城市化扩张，几乎都伴随着周边农村的消失，耕地的蚕食，屡屡频临的粮食危机，CPI红线，便是这种行为种下的苦果。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扩张都是以政府低价征收农民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或开发成工业园，或政府大兴土木。尽管很多的确的开发区最终成了“百草园”、“落荒区”，但政府依然没有停下圈地的脚步。同时，这种“往低处耕地”发展的趋势，导致了中国城市海拔持续下降，防灾能力更加脆弱。这种“低处前进”的开发模式，给本已“脆弱不堪”的城市地下工程“雨上加雪”、“雪上加霜”，暴雨成灾已成定势。

　　粗放型城市化对中国来说已经成为了巨大的包袱和灾难。要走出这种城市化的“窠臼”和“误区”，必须要实施“精明增长”战略，要以大战略、大视野的理念重新思考城市化的模式与路径。城市精明增长模式要求：城市规划注重适度提高建筑容积率、城市人口密度与规模寻求合理比例、城市公共设施的效能提升、城市管理技术和效率的改善、城市单位面积的经济容积率提高、注重城市防灾能力的建设、提升城市生态承载能力、优化城市生活成本等。简言之，就是强调城市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优化”发展模式以实现城市“精明”增长。

　　城市不求规模越大越好，而是追求土地利用综合效能最大化，追求城市便利性与宜居性的最佳平衡点，追求城市面积、容积率与人口规模的最优比例，并且通过精明规划、精明开发、精明管理，才能最终实现城市的精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