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城镇规划效果，失败的住宅建设项目，这些因素都强化了惨无人道的经济剥削所带来的种种苦难。这样的后果，到了19世纪30年代，就已经被社会公众普遍认识到了。但是，社会设法铲除这些弊端的种种努力，甚至包括为社区提供各种基本卫生设施等内容，却都显得非常软弱无力，时断时续，简单肤浅，而且进度极其缓慢。在比较拥挤的城市中心地带，情况更是如此。因为那里的居住拥挤状况大大刺激了房地产价格，结果让龌龊不堪的贫民窟住宅，比起体面的中产阶级住宅区，反而更能让房地产所有者有利可图。

    在20世纪20年代，当美国区域规划协会（RPAA）成立的时候……只有少数人开始认识到，美国大都市，以及发展中的城市，其社会生活质量当中存在一些根本错误的东西。不仅如此，城镇当局已经采取的措施力度很不够，有必要采取更加大胆有效的措施，否则这些城市就将丧失社会平衡，市容景观也将败落得无法居往和工作。当时，许多人把一些新现象错误地当成健康的社会生活以及经济繁荣的证据。不久却被证明，拥挤的街道和飙升的地价，都不过是社会运行不良的病态表征，城镇规划工作中的缺点开始显现。如今城市社区中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和缺陷，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显露端倪：包括长期贫穷、败落地带、肮脏的贫民窟、少年帮派打架斗殴现象、种族暴乱、警察贪污腐败、警察的野蛮暴力（而且到达最高级别），以及城市医疗卫生、学校教育、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长期绩效不佳。

    不过，直至大量人口纷纷逃离城市的时候，人们才开始认识到，美国大都市中心地区社会生活的整个模式发生了严重问题；而且，凡是有办法的人们，都纷纷抛弃城市逃往乡村，就是这一严重问题最主要的证据。事实上，他们早就开始逃离城市了，到郊区的居住区去，那里有可爱的花园，靠近树林和田野，环境宁静安全，还能享受有邻居的社会交往；这些生活品质，都是繁荣富裕的大都市中心地区早就丧失掉的了。但是，城市的管理者们却未能把这些败落现象当作警号，大力恢复和改善城市中心地区，反而抓住机会，大力兴建和提供逃出城市的手段并从中牟利，首先兴建了铁路、地下铁路，电车线路；随即又大力兴建高速路、桥梁、隧道等等，大力提倡发展小汽车。于是，自发的城市拥挤，又在同样自发的疏解拥挤的手段和城市人口疏散中，渐趋平衡了。这个过程中，城市本来作为集中的社会群集，能够提供丰富多彩社会生活的人类生存环境实体，作为能够激发灵感，提供精神享受的奇妙构造，则消失了。

    大都市中心拥挤地区的生活条件越是恶化，其向外围郊区扩散人口的范围也就越是扩大。最终，一座大都市外迁人口的扩散范围，与另一座大都市外迁人口的扩散范围互相汇合，形成一大片无组织形态、无规则形状、低等品质的城市性质组织构造（urban tissue）；如今人们给这种形态取了个外号，叫做都市连绵区。这种所谓都市连绵区的聚集现象，被城市社会学家们看作近年来同时发生的工业技术发展趋势的产物，其实就如同大都市的外迁人口流动现象本身一样，都是技术条件变迁的产物。但是，帕特里克·格迪斯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发现，并且命名了一个很类似的市郊地区人口随意流动和聚集的现象；这就是英国煤炭产地附近的人口任意流动和互相聚集，形成了大片的准都市地带，格迪斯极力准确措辞，称之为“聚合城市”（conurbation），实际上，后来的发展趋势证明，将其称为“反城市现象”（anti-city）恐怕更恰当一些。后来一些观察家，有些把这些带有城市特点的聚集现象（urbanoid massing），称之为城市发展的新形式；有些则纷纷赞扬，认为这是更复杂、更高级的城市替代物，尽管也更难控制、更难规划。无论如何，这其实都表明，他们根本就没有弄懂真正的城市功能是什么，根本就没有弄懂真正的城市目的何在。

    不管怎么说，城市人口这种向外扩散的最终结果，与H·G·威尔斯在20世纪之初曾经未卜先知的预言过的情形一摸一样。那时候他曾经在自己的著作《有关机械进步与科学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一些基本预测》（Anticipations of the Reaction of Mechanical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upon Human Life）当中就曾预言过这样的人口流动。不过，可惜他没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预警，警告这种趋势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解体危险。然而，这样的危险趋势就在我们眼皮底下一点点成为现实了。结果，我们所谓的“美国大都市社会”的居住区，如今几乎要完全裂解为两个互不相干的贫民窟世界：一方面，是上层阶级的贫民窟，也设计成高层楼房，由政府资助或者无政府资助兴建而成，伫立在那里成为富裕阶层的象征符号；另一方面，就是下层阶级的贫民窟，外观上看与前者几乎毫无差别难以区分，是最低收入阶层的住宅，主要居住着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其大多数是从条件更差的波多黎各的首府圣胡安（San juan）或者美国南方腹地等地区逃离出来的。在这两者之间的那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阶层的人士们呢，则都蜂拥到郊区，去躲避城市的拥挤了。

    如今许多人谈论美国当前城镇化水平的增长状况，但是假如把这些话题转换成具体条件，你就会立即理解，社会学家们是在使用很粗浅的语言讲述着人们丧失城市生活的过程（dis-urbanized），因为他们不再拥有城市，不再居住在城里，不再享有城市社会先进丰富的文化积累，或者仅仅只能作为观览客人或者暂时住客，临时来享用城市的这些社会优势：包括面对面交往、多元文化积累、探索人类的重要问题，等等。由于美国大多数非农业人口如今都居住在郊区，无论条件更好还是更坏，而且越来越多，所以，范围广大的农村地区，包括那些还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都的确越来越像郊区了，这是从其人口的社会构成上来看。而与此同时，那些大都市中心地区里紧抱城市居民地位不放的人们，却为此地位冒着丧失生命的危险；甚至，在一些小型城镇当中也是如此，因为那里种族主义仇恨情绪猖獗。并不需要一道柏林墙来实行隔绝，在镀金的贫民窟和暗淡无光、长锈的贫民窟两者之间，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或许某些类似纽约城的斯泰弗森特镇区（Stuyvesant Town）那种离奇的遗留下来的圈占地范围内是个例外。无论如何，当今美国大都市内，即使是在大白天里也无法避免遭遇抢劫、强奸、凶杀的危险；大都市里每个出租车司机都能给你讲述这类故事……

    与此同时，在过去三十年内，美国大都市社会人口的种族构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都市居民迁出所造成的城市真空地带，如今正源源不断涌入一支国内新的移民大军。美国大都市社会面临的这种大量涌入的国内移民，这才体验到了欧洲社会在1870—1920年这半个世纪中曾发生过的大量移民涌入所造成的巨大困难。美国由于新涌入大都市的这些人口主要是两类少数民族，他们地位低下、贫穷，缺乏教育，除了从事农业又无其他职业训练基础，数以万计的人不会讲英语，这样就很难给他们找到工作。尽管美国国会在过去数年中已经努力限制外国移民准入数量，但却无法限制或者指导国内移民的流向，也无法将其限制在大都市每个社区能以消纳和同化的水平上，更不用说通过提供工作就业机会、提供住宅和学校等办法，将其分散到更多的社区去。

    即使这些大都市自身未曾陷入目前债台高筑的窘迫境地，这些新来的移民造成的巨大困难也同样难以应付。因为，目前他们自身已经无力依靠自己财政预算来为现有人口提供足够的学校和医院，且不说足够的新型住宅。即使考虑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资助，有足够大资金提供住宅建设和房租补贴，在如此突然降临的大量移民涌入的情势之下，如在纽约或波士顿这类大都市内，大多数移民将不可避免地还是要住进那些跳蚤、臭虫丛生，肮脏恶臭，拥挤不堪的住宅区里。
由于各种基础设置严重缺乏，缺少光照、新鲜空气、活动空间、私密空间、卫生设施、学校等等必要条件和设施，这些少数民族移民人口，包括新来的和长久居住在都市里的，其生活的悲惨状况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市政当局却慢吞吞，长期拿不出办法解决这些窘困。这种状况无非反应出早些年代他们同样的被动处境，面对房地产经营商、银行家、保险公司对于城市现状的不满，他们也曾一筹莫展，拿不出办法改进城市管理。如今这种局面和19世纪90年代的类似情况比较，两者的不同仅仅在于，如今的新移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新的期望……

    现代城市发展当中这类负面后果，包括犯罪率上升、青少年堕落、滥用毒品、暴力泛滥等等，都不能仅靠本地一些权宜之计补救措施来治理，因为，这些问题反映了我们当代文明深层次机体上的病理症状。可是，这一观点至今遭到一些规划师们、城市管理部门负责人、社会服务工作者们的坚决抵制；他们认为这些看法是“不现实的”，是“悲观失望的表现”，甚至是“宣扬人间浩劫论调”等等，不一而足。他们仅只相信自己那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疗救办法，认为这些才是改进城市社会唯一可行的和可以接受的途径，而丝毫不考虑从根本上重新评价我们的制度环境，更不考虑在此基础上的更新改造。

    以如此态度拒绝深入考察城市社会败坏的深层原因，而且，是在大量可以支配的剩余能源、财富、知识本该用来大大改善城市社会的时候拒绝深入思考城市问题。这样的拒绝态度尤其清楚的表现在1938年，当我的《城市文化》首次出版的时候。其实，那本书当中对于城市发展的思考和研究，总体上看，内容完全是充满希望的、建设性的，读者是能够接受的。但是，一些批评家却单单挑出了其中“地狱简况”这一个篇章，硬说这是黑暗的主观臆造，不适用于美国当今的城市文化研究。“地狱简况”有些人的感觉无法接受，其实在这个章节里我只不过是总结了当今城市社会生活的解体过程，以及，假如这些解体的趋势不加制止，任其延续，城市则最终可能遭遇的命运和结局。我的这一总结，无非重申了我的导师帕特里克·格迪斯的基本预想。

    实际上，格迪斯早在他这一预想中就回溯过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将其表现为一个上升的弧线，以古希腊城邦为起点，在大都市（metropolis，或称母城）阶段升至顶点，随即，该弧线开始下降，在巨型城市（megalopolis）阶段因城市自身过度发展而遭受制约，随即进入寄生城市（parasitopolis）阶段，继而进入到病态城市（patholopolis），直至进入到终结阶段的死亡城市（necropolis），亦即死者之城。如今，有些人如此忙不迭地要诋毁格迪斯的声望和历史地位，我这个章节的文字他们显然就没有读完，他们没有看到，就在这章节的结尾部分，我论述了城市“复兴的可能性”以及“救赎的征兆”。假如他们耐心阅读了我这些论述，他们就不会如此匆忙地攻击我，硬说我依据格迪斯关于大都市过度发展的纯粹学理性的论述，就认为这个最终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是无以疗救的。

    事实上恰好相反，我已经指出，城市，由于它不仅仅是具有生物学有机特性，因而往往表现出过早的老化和衰退现象，同时也会在其生命周期的较晚阶段经历某些新生过程，因而重获生机。所以，我完全没有否定大型中心城市的价值；相反，我还说过，至少需要大约30座大城市担当国际交往的媒介，担当世界文化的容器。但是，仅仅由于我除了看到这些正面成就，还看到并且指出了如今正在毁坏城市生活的种种负面、病态现象，一些批评家，不知道出于什么奇怪的逻辑，就把我说成是城市文明不共戴天的死敌。

    在《城市文化》一书结尾的地方，我落笔的时候，已经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浩劫和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却仍然满怀信心地写到，“我们已经能从建筑物和新社区的规划方案当中看到，机械文明带来的知识和规则，已经化为更强有力的客服困难的伟力，化为更具人性化的美满结局。我们还能从种种设想和具体方案当中看到，如今人类已经能够突破大都市现有环境阴险的局限。不错，我们有许多东西都需要拆除，我们有更多的东西需要重建。而且，基础都已经准备好了……”

    如今，这些美丽言辞听起来已经过于空洞了，然而其中所提出的思想内容却不失其现实价值，即使是在那个已经为时过晚的时候：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就毁灭了这些天真的幻想和美梦。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公民非但没有为建设一个更富合作精神的美国文明奠定基础，而且很不情愿地将自己的命运交托给了——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准确措辞来说——美国的“军事、科学、工业的精英阶层”。但是，这个精英阶层把永久的战争状态强加给了全社会，又把大规模生产毁灭性武器的任务摆在高于促进人类福利的地位上，因此他们奠定的不是生命经济的基础，而是“反生命经济”的基础；这种经济的每个组成部分，都非常巧妙地对准着死亡。不信就看看这个体制当中，每年有57%的预算都用于军事目的，而只有6%用于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福利事业。

    但是，如果说我对于美国城市更新的梦想不久就完全破灭了，那么，我对城市未来那些更加阴沉的预想和猜想，却完全应验了；而且，比我料想的还要快，还要早得多！《城市文化》出版仅仅两年之后，欧洲大都市的中心地带，一个接一个地遭到狂轰滥炸，变为废墟。首先是波兰首都华沙和荷兰港口鹿特丹，接着就是伦敦和柏林；接下来，大屠杀扩散得越来越广泛，一系列中小城市遭到毁灭。丝毫都不奇怪，这场大屠杀和灾难中惊魂未定的幸存者们，完全不觉得我对城市未来的预断过于悲观，因为我所预言的“死亡这城市（Necropolis）”，就在他们周围眼睁睁变成了现实。这些空袭灾难起初是纳粹德国空军制造的，后来又有同盟国空军竞相效法，也来一起狂轰滥炸共同制造了空袭灾难。所以，我的著作可能在美国几乎看不出任何影响，而后来至少纳粹德国空军和同盟国的空军都让我关于死亡城的预言都应验了，尽管无形的道德崩溃远比有形的物质环境破坏更严重。

    事实上，我关于城市研究的全部思考，几乎都集注于如何在区域规模范围内重建和复兴城市，包括旧有城市和新社区；集注在如何通过激励我们当代文明中已经十分活跃的再生和创造过程为此目标服务，以及集注于如何为这一切措施首先奠定社会基础。正因如此，那些始终密切关于我的工作和著作的人，一旦面对这一繁重任务，也就不会感到措手不及。这也就回答了，为什么《城市文化》在欧洲会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力，几乎与此书的直接价值效用不成比例。因为，在英国，人们如饥似渴地钻研、讨论这本书；不仅如此，我还听说，当头上还在丢炸弹，这本书就已经被当作教科书，在波兰规划师开办的地下建筑学校里，为未来的城市复兴培养新一代的工程师了，向他们讲授了城市发展和复兴的新概念。这样做的地区和国家，还包括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希腊等地。出现这种局面，一方面令人感到震骇，又如此令人充满希望，同时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激励，鼓舞我继续深入研究和思考问题。

    这样，到了1945年，借着为阿伯克龙比和福肖（Forshaw）设计的大伦敦规划提意见的机会，我专门罗列出未来应该采取的步骤，我提议除建造必要新城镇外，为防止伦敦将来继续发生拥挤，作为主要措施之一，应该把本地政府和商业办公设施疏散到周邻的郊区各地，以便减轻上班通勤乘车一族每日往返伦敦中心地区的交通压力，同时还可以恢复大都市区域本身的居中区功能，而且让它具有可与郊区类比或更加优越的舒适感，还享有更好的条件加强人际沟通，而且还不会因路途花费时间、精力。这样，就可以在确保人文尺度基础上实现城市的重建和复兴。

    这些具体提议，概括起来包括：兴建一系列新型城镇；把一些职能部门和工业设施从拥挤的中心地带迁移到相对空旷的地区；规划邻里住区，以便利家庭生活并且促进社区自治活动；建立和完善区域的权威机构，以便在更广阔范围内指导本地区城市发展工作等内容。实际上，这些具体措施，从1947年在英国就已经蓬蓬勃勃地开始实施了，只有最后那项建立区域权威机构或许算是个例外。而且，即使是最后这一项，因为它体现了大都市权威向区域范围的一个必然延伸，所以，如今这项内容也已在热烈讨论积极商榷之中。可见，不论还可能增加什么其他首创精神和修订内容，上面这些具体建议都已经被证明是实际可行的。其中的新城镇建设计划认为，大力兴建新城镇可以实现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好处，其效果是任何拥挤的大都市社会都无可企及的。然而对此提议，却有人提出异议，甚至表示轻蔑。事实上，新城镇建设运动是如此卓有成效，以致连一些精明的投机商人都垂涎三尺，受到未来地产价格增值盈利丰厚的诱惑，跃跃欲试地想要“接管”那座资格最古老的新城镇莱奇沃思（Letchworth）。无论我自己在这一计划中贡献多么微不足道，至少，我的各项提议都先于战后各国的立法和建设的实践。

    可是，我有个你不可不接受的客观理由，还是要详细讲讲这个问题。这就是，我必须指出：尽管英国大力兴建了住宅，改进了城镇规划，还在欠发达地区千方百计振兴了工业生产，等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可是，西方文明社会中到处都有的那种社会解体的总过程，以及道德败落的总趋势，在英国同样也发生。这就不能再归结于战后时期的萧条和衰落了。三百多年来的野蛮剥削、奴役、破坏，以及种族灭绝的种种做法，已经在文明社会机体上留下了深深印记。如今，英国的情况丝毫都不比美国更美妙，城市社会解体的种种一模一样的迹象，无论如何在英国也都大量显现了：警察的贪污腐败、乱交与性乱、超乎常规的繁衍生育过程、公开的种族冲突和阶级对立、滥用毒品、五花八门的虐待行为、公然的犯罪行为，等等。一种反对生命的邪教主张（the cult of anti - life），本来已经非常形象地体现在当代先锋派艺术和戏剧当中，如今又非常活跃地进入了大都市常规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实际上，病态城市、寄生城市，正在飞快地确立地位，同时变成当今城市社会的常态；或者说，变成了反面的天堂：那是精神病患者和罪犯们的理想环境，是玩世不恭、落魄者和道德败坏者们的理想家园。城市发展进化的最终阶段，从未像今天这样贴近我们。

    可是，在任何社会的机体中，升发之气，亦即恢复建设的过程，与沉降之气，亦即破坏性过程，两者是肩并肩地同时进行的；这趋向正如一切活体有机生命体内的情形一摸一样。只要是建设性的过程一日还居于主导地位，该生物体就一日不会死亡。而且，只要它还未超出自由摄取能量和资源的边界，只要它还有自我支配和自我复制的能力，只要它不超越这些限度，该生物体就能够繁荣昌盛。而当今局面非常特别又非常危险之处在于，当致命武器和宇宙火箭的生产不需要能源的时候，那些多余的可以利用的能量和资源，却被官僚集权体制和工业技术过程吸收掉了；并且，这些体制还把城市社会的各种专业组织扩散到更加广阔的范围之内。这些分散的、各自独立的城市组织和社区，都再不能有效控制自己的命运。结果，假如出现任何问题，无论局部的或者全体的，那些失效部分，可以说是不能就地修理的，而只能是“送回到工厂去修理”。

    这些事实让我完全信服了；而且，我想，也可以说服一切不抱偏见的冷静观察者。少数民族的骚动，进而制造暴力，这些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爆发出来，都是有其深层根源的；这些深刻根源不仅仅存在于我们的那些大都市破坏不堪的物质环境当中。新近又爆发了一些示威游行和骚乱反抗，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是对长期以来的贫穷、压迫、贫民窟住宅、失业、社会歧视、警察敌意、族群分割、社会弊病等等早就该爆发的激烈反应。但是，有一些城市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治理这些社会弊病，包括底特律、纽黑文城等城市，这类城市在新近这些危机爆发时却也未能幸免，与那些冷漠懒惰，无所作为的城市，几乎毫无二致。由此看来，尽管我们还面临城市重建的繁重任务，还要把我们的城市建设成为轻松愉快、抚育生命的可爱环境，但是，这些措施和努力却绝对不是万应灵药。尽管这些努力能够增强城市的种种善美和优点，却丝毫不能消减城市的弊端和邪恶。原因在于，城市的弊病和邪恶，不是本地社会能够控制的，其根源也不仅仅是本地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