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目前备受各方关注的“推广农地入市”，学者羊慧明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是打破土地市场权力垄断和伪市场化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解决中国大城市生态危机的有效办法。

须增加农民议价权

记者：近日有媒体报道国土部将推农村集体土地入市，以平抑地价房价。但随后马上被国土部否认，又有报道称浙江等地已经开始试推农村集体土地入市。此传言有无可能性和可行性？你对此有何解读？

羊慧明：此传言虽尚未经国土部确认，但我认为这是解决当前中国楼市症结的必然选择。中国内地目前人均收入不到美国、日本的1／10，地价已是美国的几十倍，大城市房价已经超过美国大城市的房价，京沪深杭温等热点城市房价直逼东京。要知道地价房价上涨是有极限的，这个极限就是民生承受力。当房价远远高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承受力，买得起房租得起房的人减少，有效需求下降，需要房子的买不起租不起，有房子的大量买来囤积，这样畸形的楼市是很危险的。

推集体土地入市，是打破土地市场权力垄断和伪市场化的必由之路。但如果又是政府去一手操盘垄断起来，中间取利，又会搞成和指标供地一样。因此，必须增加土地使用者经营者——农民和村镇的议价自主权，减少中间加价盘剥。乡镇为了发展会以较低地价吸引投资人，与城市竞争，共同发展。

有利城乡人口资本双向流动

记者：你提到推集体土地入市有助城乡共同发展，可否具体解读一下？

羊慧明：过去的单一供地政策造成了人流资本流单向流动，即由县乡流向大中城市。本来，国土部在分配建设用地指标时，就考虑了要给中小城镇一定的建设用地指标，但到了省市县，指标几乎全给了城市，因为只有给城市地价才卖得高，土地财政才丰厚。

一些乡镇连半亩建设用地指标都没有，只有搞小产权，这是逼出来的。政策的鞭子和利益的辫子把人口和资本单向往大中城市赶。造成了城乡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一边是大城市爆炸性扩张，一边是乡村凋敝。

前两年之所以出来个“流动性过剩”的伪命题，就与此有关：县乡的资本单向往大中城市流，并且是集中往城市房地产等过热部门流，大城市地价房价等资产价格飞涨，于是有人认为是“流动性过剩”惹的祸。其实，中国整体上还是一个不富裕、缺资金的社会，哪来“流动性过剩”？我宁可称其为“流动性失衡”。县乡发展缺资金，特别是乡镇，因为没有建设用地指标，只有搞点拆建。如果准许集体土地入市，可以吸引大量城市剩余资本流向县乡村镇，还会分流一部分城市人口到中小城镇居住，活跃县乡经济。发达市场经济体都经历了城乡人口、资本双向流动的过程，造就了城乡共同繁荣。同时使其人居结构更生态，即星罗棋布生态化的中小城镇吸引了大量人口，实现了城乡平衡发展。

中国需要“出城”机制

记者：城市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乡村人口往大中城市涌，这是挡不住的潮流。西方国家的城市化不也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吗？

羊慧明：西方国家的大城市，是在几百年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慢慢自然生长的，而且他们有“出城”机制：即当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的同时，大城市也有大量人口出城搬到环境更好的中小城镇居住。所以他们大城市的人口不是增长得特别快。欧美的繁荣主要体现在他们的中小城镇与大中城市共同繁荣。中国的大城市的发展不一样，这些年是爆炸性地增长，城市生态危机已经逼近。

按目前的发展模式，可以预料，要不了20年，在中国内地会崛起几十座人口会超过墨西哥城、雅加达、卡拉奇、新德里、德黑兰、孟买等更大更拥堵更可怕的超大城市。在京津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甚至会出现几个大城市融成一块，出现人口超过3000万甚至5000万的大得令人感到恐怖的超大城市，到那时该怎么治理这些史上最大的城市？我们水、电、气、排污和交通等公共设施能适应这么超大的大城市吗？我们的城市管理理念和机制能够适应吗？

中国迫切需要解决县乡人口单向涌向大城市的问题。也就是要有“出城”机制。事实上中国大城市部分居民出城的需求也有了。但是，我们却缺少了一种引导大城市人口出城的机制，相反，还有一道道障碍，主要是土地指标政策。尽管有不少人希望搬到城外某小镇去居住，也有开发商愿意去盖房子，当地政府也乐意引资去开发建设，但那些小镇根本没有用地指标。如果集体土地可以入市，就自然能改变目前大城市扩张过快人口增长太快的情况，城市周边小城镇繁荣了，也有利于改变城市“蜘蛛网”、“摊大饼”的不合理结构，真正实现城乡共同繁荣。

至于“农地入市”可能造成“耕地入市”的问题，需要的是加强监管，完善相关的制度和法律，而不是因噎废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