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报告称，“十二五”期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此后缓慢下行；而2011年底，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前者意味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已倚靠了多年的“廉价劳动力”将用尽，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日益老化并逐渐步入退休年龄；后者则意味着能够向城市工业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也已完成了相当规模的转移。两相映衬，更有人口学者称中国的人口红利，最晚到2013年变成负数。

    波士顿咨询近日发布的老龄化报告为之提供佐证。报告称，15岁至59岁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在2015年之后开始减少。到2050年，被称为“银发人群”的60岁及以上人口将从2010年的约1.65亿人激增至近4.4亿人，届时将占中国人口总数的34%左右。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金砖四国中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且老龄人口规模巨大。

    无论是现状还是未来，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浪潮来袭，都是必须要面对的严峻现实。从城市研究的角度看，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问题和劳动力短缺相互交织，可能倒逼城市户籍制度改革。

    就经济发展而言，人口红利消失以后，中国会逐渐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依靠高投资与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随着用工荒开始出现在东部沿海地区，甚至波及西部内陆地区，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以往的粗放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失去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我们一时还不能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获得比较优势。根据国际经验，在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上，经济增长减速的可能性很大。以日本为例，日本在享受人口红利的时期，经济增长率高达9.2%，当人口红利趋于消失时，增长率降到3.8%，而在1990年以后，人口红利消失，年均GDP增长率只有0.89%，陷入失去的10年和失去的20年。而中国人口未富先老，中国经济未盛先衰，可能比日本失去得更多。

    不仅仅是经济增速，未来城市化的速度也将受人口老龄化的制约。

    从时间阶段上考察，中国城市化速度的峰值已在2005年达到，在2000－2005五年间年均城市化率的增长速度为1.4个百分点，而2005－2010五年间该指标已下降到0.9个百分点，预计未来两个十年，这一数字将持续下滑到0.8和0.7个百分点。因此，中国城市化的速度放缓已成必然趋势。

    所幸中国城市化尚存巨大空间，还可通过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增加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就业质量，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等措施，来创造各种条件延长人口红利期，这与当下的城镇化政策也是相融的。而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来解决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已成当下最迫切的问题。

    据统计，中国目前35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资源总量已经枯竭，有中国特色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企业低用工成本导致中国乡村“黄金年龄段”劳动力资源加速耗竭，使得民工荒出现提前了10－15年。

    中国上亿青年农民工在城镇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户籍制度却把他们排斥在社会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之外，大量农村青年无法在城镇立足，又不想重返乡村居住，这是未来中国社会的一个风险点。遗憾的是，越是需要放开户籍制度的城市，越是在原地踏步。

    2009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议中，有一项重要的决定，就是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户籍制度开放。实际上，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西部地区就已经开始放开户籍管理了。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户籍制度背后捆绑着城市政府对居民的公共福利补贴。中西部城镇经济一直不发达，对于城镇居民的福利补贴，也没有多少，而对于外来人员进城带来的经济增长前景，却颇多期待，所以户籍制度改革攻坚，中西部城镇是走在中国前面的。

    但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就并非如此了，因为这些地区城镇经济发达，本地区户籍背后捆绑着巨大的福利补贴，而外来人潮汹涌，一旦户籍制度放开，城镇政府不得不为之配套相应的公共品服务。所以，对于东部沿海城镇政府而言，外来人口就是外来人口，户籍制度要严防死守，肥水不能随便流入外人田。

    但有迹象显示，现在东部沿海这些城市经济，在未来的十年内，将因此不得不饱尝劳动力短缺的苦果，这也是早年户籍制度改革步伐保守的必然结果。现在，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浪潮来袭，劳动力长期短缺……已成多数城市要面临的普遍问题，逼迫这些地区政府加快本地户籍制度开放。而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应对老龄化问题而言，仅仅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