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上海财经大学举办的一场人口与环境的研讨会上，学者们的分歧与争议之激烈也可见一斑，有人对年轻人口的减少以及重度老龄化的压力表示忧虑，也有人认为老龄化会带来另外的“红利”。与此同时，也暴露了学界、社会与政府对这个问题缺乏共识，这会让政策制定滞后，继而让产业发展受阻。

　　老龄化是发达国家的必经阶段，中国也不能例外，不过，我们的准备可能非常不足。日本养老产业专家鞠川阳子也曾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养老机构、管理和护理人员等软硬件缺口严重，而目前养老产业常被房地产商作为“圈地”的借口，进而也会损害这个行业。而问题还在于，老龄化社会正在加速到来。

　　刚从日本考察回来的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在前述研讨会上就直言，以前日本是3个劳动力护理1个老人，后来2个劳动力护理1个老人，现在大概是1.5个劳动力护理1个老人，护理的强度越来越高，这个行业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但却缺乏这样的供给。他认为，当65岁以上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40%以上，这就会成为很大的问题。

　　“长期来看，中国人口生育率肯定会继续下降，而人均寿命也会越来越长，这是发达国家的趋势，我们不会有多少特殊性。”所以，左学金建议，对这种变化宜早做准备，而人口政策的调整则是题中应有之义。“2015年，劳动适龄人口就要下降。”在他看来，问题已经有紧迫性。

　　不过，即便政策做调整也未必改观明显，左学金还更看重人们生育意愿的变化。1949年出生的他拿自己身边的例子说明，周围交情比较好的10个同学里，有9个子女，而这9个孩子目前只有1个孙儿辈。左学金坦言，这个例子虽然有点极端，但是这也充分说明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他们这一代人里每人至少有四五个兄弟姐妹。“二十多年，人口政策并没有改变，但是生育意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关键还是经济社会条件变了。”

　　如果说这是个案，那么左学金引用联合国的数据称，中国人口现在是14亿左右，但到本世纪末，预计会缩减到5亿到9亿，如果按照7亿算，也是人口减半。“鉴于人口的变化，对于很多村落乡镇城市化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城市化地区会产生非常严重的经济影响。”左学金强调说，他忧虑的并不是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而是中西部。他对本报记者说：“上海的老龄化问题并不比重庆更严重，因为重庆的年轻人多到东部沿海来了，上海有移民的加入，反而能够较顺利解决这些问题。”

　　不过，问题可能也不一定那么悲观。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这样告诉本报，目前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没有因为老龄化而消除，实际上之前的“红利”来自人口数量，即“量”的红利。“我们还可以获得人口质的红利，即健康和教育赋予劳动力的价值。”他认为，人口结构的转变也就孕育着未来经济发展方式的前途，比如它同时带来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提高和健康人力资本的提高，这种教育健康人力资本的充分发挥才是中国继续增长的关键。

　　瑞银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未富先老并不会阻止中国变得更富有，尽管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始于较低的收入水平，并且过程可能会比发达经济体更快，但这期间中国的实际收入增速也会比发达经济体快得多。这是由于中国仍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仍然有空间通过资本积累、学习发达经济体先进技术、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更高的部门转移来提升生产率。这意味着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会随着老龄化进程的推进而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