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演讲内容：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和原因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

　　世界银行(微博)《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高收入的门槛。这主要是因为，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很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从战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国际上比较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但就比较大规模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数据库按汇率折算的当年美元计算，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和韩国分别用了大约12年和8年。若按国际上比较公认的麦迪逊数据库采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以1990年国际元为基准(下同)，日本195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136国际元，1971年达到10040国际元；韩国1974年3015国际元，1993年达到10391国际元，日本和韩国分别用了14年和19年。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还有一些国家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即便在短期内取得高增长，也难以持续。前者如马来西亚，按汇率折算的当年美元计算，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后者如阿根廷则，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若按麦迪逊数据库采用购买力平价计算，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57国际元，2008年仍为9912国际元；阿根廷1964年已达到5926国际元，以后长期在六七千国际元徘徊，2008年才突破一万国际元。拉美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如巴西、墨西哥，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但几经反复，一直没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见图1)，因而有人还将“中等收入陷阱”称为“拉美陷阱”。

　　(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为什么在起步阶段发展水平和条件十分相近的国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命运，关键是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阶段的独特挑战。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转换发展模式错失时机。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大多具有广袤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凭借这些有利条件，这些国家曾经实现了一短时期的高速增长，特别是二战后还创造了世界广为关注的“拉美奇迹”。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这些国家工业化就陷入困境，究其原因，就是长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和大企业垄断模式，从普通消费品进口替代，到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没有及时转换发展模式，实施对外开放和出口导向战略，脱离全球技术变化主流，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陷入债务困境，仍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

　　第二，科技发展创新缺乏动力。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拉美国家长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技术创新动力不足，上世纪80年代后又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大幅削减公共财政预算，研发投入急剧萎缩，丧失了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重大机遇。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长期实行加工贸易，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再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与缺乏技术创新动力也有直接关系。

　　第三，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贫富悬殊和社会结构两极分化，迫使执政党采取民粹主义的分配政策，提出高福利承诺以缓解社会压力，但是政府财力不支撑透支性的福利政策，最终导致高通(微博)货膨胀和资本外逃，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新上台的反对党政府同样没有能力和勇气摆脱恶性循环，政权快速更替和恶性通货膨胀相互伴随，致使两极分化现象长期化(刘鹤，2005)。如上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同时，教育机会不公平现象加剧，使贫困“再生产过程”循环反复而成为难以抑制的顽疾。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从拉美国家看，上世纪80年代后受“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放任市场机制作用，政府宏观调控被极度削弱，宏观政策缺乏稳定性，加之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和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年至2008年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经济危机时期。

　　第五，体制调整变革严重滞后。在拉美国家，体制调整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调整变革，或者把变革减小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比如，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进入八九十年代，面对国际竞争主动求变，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实施“科教立国”战略，把握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明显提升。同时，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都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扩大，日本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70年代推行“新社区运动”，缩小了居民收入和城乡差距，使初次分配更趋均衡，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挑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9748元，按年均汇率计算已经超过43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的划分，人均国民收入975美元或以下为低收入国家，976～11905美元为中等收入国家，11906美元或以上为高收入国家，其中中等收入以3855美元为界，在此以下为中低收入国家，在此以上为中高收入国家。按此划分，我国已经由中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往往是矛盾和风险凸显的阶段。我国在进入这个阶段后，同样面临诸多特有的挑战。

　　(一)高储蓄率将发生调整

　　高储蓄率和由此带来的高投资率是支撑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2010年我国储蓄率高达52.6%，比1978年提高14.7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46个百分点。今后一个时期，决定储蓄率变化的因素主要是人口抚养比上升和体制政策调整带来的预防性储蓄减少。实证分析表明，储蓄率与人口抚养比呈逆向变化关系，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下降0.8个百分点。过去30多年我国储蓄率持续提高与抚养比不断下降是分不开的(见图2)，但这种情况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老龄化进程加快而发生改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预测，我国抚养比将在2014年达到35.4%的最低点，之后将开始上升，至2020年达到39.7%。加之社会保障覆盖率提高，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居民用于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的预防性储蓄趋于减少。这些变化将促使高储蓄率向下调整，并直接引致投资率下降，依靠投资高增长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将发生变化。

　　(二)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

　　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是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源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注：中国的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是1954-1957年，第二个人口出生高峰是1962-1969年，第三个人口高峰是1984-1987年。第一、第二个高峰的出生率高于3%，第三个高峰的出生率为2%左右。)和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逼近峰值，加之农村人口的转移速度下降，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根据联合国(微博)的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5年达到峰值，总量为9.98亿人。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在1970～201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高于总人口增长率，而此后则呈现相反的趋势，这意味着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人口红利”将进入拐点时期(蔡昉，2010)。从近年来农民工中青壮年比例不断下降的情况看，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全局性、趋势性变化，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的趋势正在逐步显现，“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弱。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更多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科技创新的驱动。

　　(三)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趋于下降

　　国内学者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算结果表明，过去30多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但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已呈现下降趋势。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计算结果，1979～2007年间，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53.5%、25.3%和21.2%。

　　上世纪后2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呈现上升趋势，90年代比80年代增加了20个百分点，但2000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出现明显下降。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很多，如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体制变革，但对处在高速增长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劳动力由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较高的部门转移，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通常情况下，第二、第三产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的5～6倍。但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已近尾声，今后一个时期转移规模和速度将继续下降。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缩小，技术引进的“外溢效应”减弱，而自主研发能力受到人力资本和体制条件制约，短期内难有大幅提升，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难度将明显加大。

　　(四)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

　　工业的规模扩张是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本世纪以来，我国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经济增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持续提高。2001～2010年，第二产业和工业增速分别为11.4%和11.3%，分别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7和0.6个百分点。2008年我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2.9%，达到历史高位，近两年来，工业增加值份额有所下降。我国现有工业增加值占比已超过主要国家的历史高点，难以再出现大幅提升。在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中，如德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为1970年的39.1%，2007年已降至25.1%；美国为1981年的29.3%，2007年已降至17.1%。同处东亚地区国家，日本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为1970年38.8%，2007年降至22.8%；韩国为1987年的34.5%，2007年降至31%。这些国家在工业增加值占比达到峰值后，都经历了一个持续下降过程。总体上判断，我国的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随着工业产能趋于饱和，规模扩张的空间逐步缩小，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或将趋于稳定。

　　(五)外需拉动作用减弱

　　外部需求扩张是本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因。2001～2007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率为21.6%，即使在外部环境开始变化的2008年，外贸出口仍保持了17.2%的增长率。这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出口增速最快、增长最为稳定的时期。但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出口高速增长的特定国际经济环境难以重现。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改变过度依赖负债消费的发展模式，实施“五年出口翻番”战略，通过对出口企业给予援助、大幅提高中小出口企业贸易融资、放松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迫使贸易伙伴扩大市场开放和放任美元贬值等手段促进出口。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各国对市场的开放更加谨慎，加之我国已成为第一大出口国，贸易摩擦事件频率明显增加。一些西方国家借自主创新、政府采购、人民币汇率等问题频频向我施压，我国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难度明显加大。今后一个时期，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因外部环境变化而明显减弱。

　　(六)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8.5%，而消耗的钢材(3918,2.00,0.05%)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10%。中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持续加剧。以能源为例，2004年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煤左右。但事实上，2010年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达到32.5亿吨标煤，比2000年的14.5亿吨标煤翻了一番多。2000～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大约为1.7亿吨标煤，如果今后10年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仍维持在1.7亿吨左右，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50亿吨标煤。这样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我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这将对能源消费过快增长形成明显约束。

　　(七)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往往呈现扩大趋势。近年来，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城乡看，197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3倍，1983年降到1.82倍，之后持续扩大，2009年扩大到3.33倍；从地区看，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是最低的地区2.4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差距是4.2倍；从行业看，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前10个行业与最低的后10个行业之间的差距，由2005年的3.5倍扩大到2009年的4.1倍；从不同收入群体看，2000年城镇20%的高收入户收入是20%低收入户收入的2.1倍，2009年扩大到5.7倍，农村由同期的6.5倍扩大到7.5倍。一些垄断行业、企业高管的高工资、高福利、高保障与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国有困难企业职工等低收入群体的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形成巨大反差，使实际收入差距要比名义收入差距更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已经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从拉美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看，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没能有效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八)社会矛盾明显增多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社会结构、社会价值理念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城乡家庭小型化、住房自有化和就业市场化，使社会主体的多元性、独立性、选择性明显增强，社会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由于不同群体利益差异扩大，而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关系的机制尚未形成，往往容易引发利益摩擦和纠纷。与此同时，在物质生活改善后，人民群众对行使民主权利、维护自身权益和参政议政的要求不断提高，对创新社会管理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这些问题处理不当，就会使潜在的矛盾显性化，并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和系统性风险。

　　综上所述，我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高储蓄率将发生调整，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趋于下降，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外需拉动作用减弱，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各种挑战更加严峻复杂。我们要总结和吸取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有效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特别是要下决心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效应对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

　　三、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持续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期。1979～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明显高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平均增速，也一直高于国际组织最乐观的预期。世界银行1997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国2020》预测，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将从1985～1995年的9.8%降低至2001～2010年的6.9%。但事实上，中国2001～2010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7%。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成功地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有效扩大投资需求，刺激消费需求，促进工业生产回升，缓解就业压力，2008年和2009年经济增速依然达到9.6%和9.2%，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态势没有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发生改变。但要清醒地看到，经过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潜在增长水平将逐步下调，有可能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这个转换过程与中等收入阶段相互叠加，有可能使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更加严峻。

　　(一)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国际经验

　　从国际经验看，在经过一个时期的高速增长、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高收入水平后，几乎所有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都出现大幅下降，并伴随出现一个经济减速或者调整的过程。潜在增长率，通常是指一个经济体在特定时期内，各种资源得到优化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从短期看，受到需求因素影响，实际经济增长往往围绕潜在增长率上下波动，但从中长期看，可实现的经济增长率是由潜在增长率决定的。

　　有学者通过国际比较研究得出，在高速增长持续二三十年之后，多数国家增长速度从第三个10年开始明显下降，到第四个10年，大多数则进入了低于4%的增长时期(江小娟，2004)。从日本、韩国的发展历程看，它们都经历过一个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变过程。日本在经历1973年的石油危机，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高速增长过程基本终结。国务院发展中心根据日韩德等国的情况，提出经济增长率通常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万国际元(1990年国际元，下同)左右，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率下降幅度约30%～40%(发展中心，2011)。由此可见，高速增长经济体在达到中高收入阶段后出现潜在增长率下降和经济增速大幅减缓是一个普遍现象。

　　我们利用麦迪逊数据库进行大样本统计，对125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出现经济增长急剧放缓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1000国际元，中位数为9500国际元。但围绕均值，经济增速放缓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很大的波动区间，5000国际元以下出现经济增长急剧放缓的占14.4%，5000～10000国际元时为40.4%，10000国际元及以上为45.2%。绝大多数经济增长急剧放缓出现在4000～15000国际元之间，约占全部国家的四分之三(见图3)。

　　图3 高增长经济体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降时人均GDP(1990年国际元)分布

　　(二)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趋势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和储蓄率逐步下降，资本形成和劳动力增长放缓，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短期内难有大幅提升，潜在增长水平下降可能难以避免。从国际机构对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研究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经历一个增速缓慢下降过程。据世界银行专家预测，2011～2015年中国年均潜在增长率将为8.4%(见表2)，2016～2020年下降到7.0%(高路易，2010)。国务院发展中心计算的结果显示，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很大可能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降低2～3个百分点，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用三种方法测算的均值是，2011～2015年经济增长率为9.1%，2016～2020年下降到7.1%。

　　依据麦迪逊数据库，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7371国际元，根据预测，2015年将超过11000国际元。这意味着我国将在“十二五”结束时，进入经济减速的高概率区间，进入“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速下降趋势将更加明显。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计算，2011～2020我国潜在增长率将比2000～2010年下降2.9个百分点，其中劳动力供给减速将导致经济增长下降0.4个百分点，高储蓄率调整向下拉动潜在增长率约0.9个百分点，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减弱将使经济增长下降1.5个百分点。今后10年特别是2015年后，我国潜在增长率将会出现明显下降。

　　从国际经验看，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不仅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而且经济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在生产结构中，农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在支出结构中，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在收入结构中，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增长质量有所提高。同样，中国经济结构也将随着经济减速发生新的变化。但是，经济结构调整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必须以发展方式转变和体制创新为重要前提。

　　(三)潜在增长率下降带来的风险

　　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带来的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换，不仅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具体时间要求，既转变发展方式要在增速回落前取得实质性进展，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系列需要应对的风险：一是高速增长惯性带来的通胀风险。潜在增长率下降意味着资源和要素供给水平的向下调整，而经济增速往往会保持原有的惯性。这个时期，资源和要素供需紧张，往往会推高价格并引发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二是增速下降带来的债务和金融风险，经济增速下降意味着企业盈利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速下降，政府的偿债能力明显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高速增长时期超出财力，过度依赖扩张性财政扩大投资规模和盲目扩大福利性支出，负债水平过高，债务规模过大，在经济减速后，偿债能力就会面临严峻挑战。同样，银行在高速增长时期过度扩张信用，在经济减速后也会出现大量呆坏账，加之资产估值收缩，信贷回收困难，严重时还会引发金融危机。三是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经济增速下降，意味着就业空间收缩，失业水平明显上升，社会保障支出将大幅增加。与此同时，收入增长预期不会因为经济减速发生明显变化，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需求具有刚性化特征，经济减速使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处理不当，很容易增大社会稳定风险。

　　四、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优势条件

　　我国正处在刚刚进入中高收入并向高收入迈进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我国既面临特有的矛盾和挑战，也具有许多特有的优势条件。与处在相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相比，我国国内市场规模巨大，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较强，提升人力资本的空间较大，加之城市化加快发展，区域发展回旋余地较大和深化改革的巨大潜力，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一)内需市场加速扩展

　　我国人口规模全球最大，甚至比目前所有高收入国家的总和还多。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快速成长，我国国内市场正在加快成长，巨大的消费潜力可以转化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近年来国内消费以每年17%-18%的速度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汽车家电下乡、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和减免小排量汽车购置税等鼓励消费的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国内市场规模扩大。应该看到，目前我国的国内市场规模与经济规模还不相称。从国内消费看，美国消费率86%，日本75%，德国75%，巴西81%，我国2010年仅为47%；从总消费规模看，美国约为12万亿美元，日本3.8万亿美元，我国仅为2.4万亿美元。未来世界发展，短缺的不是生产能力，而是市场需求，而潜力最大的市场在中国。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升级，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将加速扩大。据瑞士信贷银行2007年3月24日发表的研究报告预测：中国2006年的消费额仅占全球消费总额的5.4%，只与意大利消费额占全球的比重相当，远低于美国的42%，也低于日本的11.1%、德国的7.3%和英国的6.6%。但到2015年中国的消费额占全球的比重将上升到14.1%，超过意、英、德、日等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市场。

　　(二)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近年来，我国科技投入明显增长，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2009年我国研发(R&D)总经费为5802.1亿元，是2000年的6.5倍，年均增长23%，2010年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75%，比2005年提高0.45个百分点。但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仍显不足。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仅占6.5%，研发经费支出仅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0.61%，在大中型工业企业中，上述两个比例分别仅为24.9%和0.84%，而国外企业平均研发强度在20世纪80年代就达到3%以上，跨国公司多在5%以上。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态势尚未形成，企业创新能力仍显不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比重小，且知识产权质量不高。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大幅度提升，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就可以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使储蓄率降低和资本投入增长放缓的影响减弱，并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三)“新人口红利”加快形成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加快和储蓄率下调，原来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与此同时，随着少儿人口规模缩小和比重降低，无论是国家还是家庭的人均人力资本投入都将有所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可以抵消劳动力数量增速放缓，完全可以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后，创造和培育由劳动者素质提升带来的“新人口红利”。从过去30多年的情况看，相对于经济增长和物资资本而言，人力资本增长较慢。人力资本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从1985年的30下降到2007年的18，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比值也从1985年的16～19降至2003年的10～11。这不仅表明人力资本相对于经济总量和物质资本在逐渐下降，也意味着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的空间十分巨大。近年来，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取得重大进展，每年毕业大学生约670万人，超过北欧国家芬兰的总人口。研究表明，1985～2007年我国人力资本总量年均增长6.52%，1994年以后明显加快，年均增长7.49%。1995年以前，人均人力资本年均增长慢于人力资本总量增长，而1995年之后，两者几乎以相同的年均增长率增长。这说明近年来人力资本的增长主要不是由人口总量增长带来的，而是由包括教育在内的其他因素所推动(李海峰，2008)。由此可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保持人力资本总量和人均人力资本的较快增长，是培育和创造“新人口红利”的关键所在。

　　(四)城市化加速发展

　　我国正处于城乡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2010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9.7%，但仍明显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银行专家对城市化的研究表明，城市化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呈现对数函数关系(见图4)，我国城市化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近的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城市化率相比约低14个百分点，预示着未来我国城市化潜力十分巨大。世界城市化发展经验表明，城市化率在30%－70%的增长过程是城市化的加速阶段，我国目前正处于这个阶段。“十二五”时期我国城市化水平将突破50%，城市社会将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城镇化将成为扩大我国国内需求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就可以创造出城镇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的投资需求，以及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而形成的巨大消费需求，并对经济增长形成强劲的拉动作用。

　　图4 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城市化水平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2004年)

　　(五)区域回旋空间较大

　　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地区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但在客观上也形成了要素和产业发展的互补性，增大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回旋余地。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和亚洲“四小龙”不同，我国高速增长过程可能会表现出更明显的渐进变化特征。根据“雁行模式”理论对东亚经济发展的解释，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次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和中国沿海地区转移。然而，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存在差异，即小国经济发展具有均质性，资源禀赋具有单一性，一旦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就得向国外转移，而我国作为一个区域差异性很大的国家，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还可以向内地转移，使产业的生命周期得以明显拉长。这种特有的回旋余地，使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国内产业转移而继续保持，如珠三角、长三角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向环渤海、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渐次转移，使各区域在不同产业层次上发挥动态比较优势。

　　(六)深化改革的潜力巨大

　　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失衡现象和深层次矛盾，从根源上都可以追溯到体制机制问题。深化改革，可以改善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从而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过去30多年的改革进程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虽然相对于以往时期，由于受“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的牵制，改革的推进将更加艰难，但改革的空间依然很大。目前存在的政府资源配置权过大、占有资源过多、资源价格扭曲、影响市场规则等体制问题都需要深化改革来解决。深化改革能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比如，放宽金融、电信等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可以使民营企业增加投资；资源价格改革可以促使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企业开发节约资源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提高国有企业上缴财政的比例，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可以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由此可见，如果体制改革得以加速推进，就可以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

　　今后一个时期，我们既要应对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各种挑战，又要化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带来的风险，这也意味着所要完成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艰巨。与已经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相比，我国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晚，工业化过程在时间上被大大压缩，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这就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更高和更紧迫的要求。

　　转变发展方式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来以来，我国在世界多样化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这个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就是经济快速发展，使我国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由人口大国变为经济大国。走向未来，我们必须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把科学发展作为最鲜明的主题，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最突出的主线，使我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由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

　　(一)培育创新驱动机制，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随着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减弱，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传统比较优势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培育和确立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为此，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储备，大幅度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依托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采取产学研结合的模式，在高档数控装置、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软件、整车设计开发流程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优势品牌的大企业，鼓励支持企业发展跨国经营，建立全球生产运营体系；在装备、轻工、纺织、电子信息、生物、新能源等领域打造一批各具特色、创新能力强的产业集群，强化产业链的延伸升级和产业集群的分工协作关系；促进产业自主创新和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自主品牌市场占有率大幅提高，推进重点产业发展由大到强的转变。与此同时，把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战略重点，把优先发展教育和培训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根本途径，扩大职业教育，组织实施高端人才引进计划，促进人才向企业流动，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后，创造和培育由劳动者素质提升带来的“新人口红利”，推动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我国产业结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在三次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长期居高不下，服务业发展总体滞后。2009年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高达40.1%，服务业比重则明显低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在工业内部结构中，过度依赖加工制造环节，决定市场地位和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环节发展滞后；高技术产业名义比重提高较快，但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基本上集中在价值链低端；重化工业产能扩张过快，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不断加剧。今后一个时期，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在新的技术平台上发展新兴产业部门，我国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生产能力面临新的调整压力，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端加工组装、缺乏自主技术和品牌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加快推进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在提升传统产业竞争优势的同时，在新兴产业领域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为此，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由重点调整产业间比例关系转向重点突破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着力提升制造业附加值，加快发展金融保险、商务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和创意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研发、设计、标准、物流、营销、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环节，促进制造服务化和服务知识化；适应国际产业竞争格局的新变化，加快培育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核心技术－战略产品－工程与规模应用”的创新价值链，抢占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同时，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传统重化工业，加快传统产业技术进步、管理创新、产业重组和优化布局，提升传统产业整体素质，在实现传统产业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同时，增大社会、环境和国际分工效应。

　　(三)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有效扩大国内市场总体规模

　　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需求结构调整使外部需求增速放缓，通过国际市场释放过剩生产能力的空间缩小；国内人口结构变化和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也难以保持在过去的高水平，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形成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内在动力。为此，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逐步提高居民消费增长率和居民消费率，增强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扩大中等收入消费群体；较大幅度地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减少预防性储蓄；鼓励以“住行”主导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培育发展文化、旅游和职业培训等新兴服务消费和网络消费等新型消费业态，完善市场流通体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同时，适应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保持投资合理增长，着力调整投资结构，明确政府公共投资范围，规范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积极拓宽民间投融资渠道。

　　(四)大力推动绿色发展，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

　　随着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责任压力增大，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硬约束更趋强化，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把资源环境压力释放的过程转化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过程，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变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的高度依赖。为此，要积极推动绿色发展，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核电比重，扩大并网风电和光伏发电规模，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源，逐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重；加快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加强对节能与提高能效、洁净煤、先进核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低碳和零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加强工业节能技术改造，推行强制性能效标识，扩大节能产品认证范围，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和能源审计；对城市现有建筑实行节能改造，新建筑实行节能标准；加快发展轨道交通等低碳交通方式。加强重点地区的生态建设和生态修复，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五)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我国仍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城乡差距扩大和发展失衡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在城乡资源配置失衡、资源过度向城市集中的情况下，如何调整城乡资源配置格局，引导城市资源向农村合理流动，形成以工带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格局，改变城乡不平衡的发展局面。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点，继续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鼓励有条件的城镇吸纳农民工就地落户，改善农民工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基本生活条件，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完善相关的财税、投融资等配套政策，鼓励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集聚发展，促进农民工就近转移就业。与此同时，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公路、沼气建设，继续改造农村危房；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建立公共财政保障的基本制度框架，推动城镇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进入农村。

　　(六)坚持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支持力度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区域发展格局将发生新的调整，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区域差距持续扩大的态势难以为继，迫切要求引导产业跨区域有序转移，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新格局。要在生产要素向优势地区集聚的情况下，优化区域间资源和要素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改变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局面。坚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优先位置，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加大对义务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支持力度，增强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加强对特殊困难地区的帮扶和对口支援，进一步健全长效帮扶机制；明确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事权和财权划分，围绕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社会保障、防灾减灾、公共安全等关键领域，加大中央的转移支付和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促进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七)加大收入分配调整力度，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

　　我国仍处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矛盾凸显期和风险高发期，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和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调整既有利益格局，形成经济增长、公平分配和社会和谐的良性互动局面。为此，要将调整收入分配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建立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职工工资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着力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确定税前抵扣范围和调整累进税率，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节力度；加快建立国有企业向政府支付红利和政府红利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制度。

　　(八)加大改革攻坚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在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的情况下，突破深层次体制障碍，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缓解改革，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转型的体制环境。为此，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减少对市场主体的直接干预，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明确各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范围，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促进财政体制更加公开透明。深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积极引导民间金融健康发展。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垄断行业改革。放宽石油、铁路、电力、电信、市政公用设施等重要领域的市场准入，明确行政性垄断企业的经营范围，保护民间资本合法权益。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形成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机制。推进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促进成科技为经济社会建设服务，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增强人力资本对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成功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就能够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工业化现代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否则，结构性矛盾还会加剧，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将持续强化，经济可能出现大的起落或徘徊，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两种前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大踏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开创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