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上有关国企的文章我十年未跟进，不是不关心，而是在我看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对国企改革已说得够清楚，料定不会再有人讲出什么我不知道的新话。其实，国企改革到今天，重点已经不是怎么说，而是怎样抓落实。我写这篇文章，不在标新立异，而是想就目前大家争论的问题谈点一家之言。

　　首先要说的，是近来学界批评的所谓“国进民退”，千夫所指，认为是改革“回潮”。不隐瞒我的观点，这批评本人不苟同。改革开放以来，国企不仅已完成改制，而且也从某些一般竞争性领域陆续退出，摆着的事实有目共睹，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吧！上世纪90年代，大大小小国企近30万家，到今天央企仅100多家，省属国企虽有但为数不多，而地市以下国企更是凤毛麟角。国企数量不断减少，“国进民退”从何说起呢？

　　人们有此看法，当然不是空穴来风。所谓“国进民退”，据我揣测，大概是指某些行业国企集中过多；或是规模太大排斥了中小企业竞争，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垄断”。不错，国企目前的确是集中在国家安全、自然资源与公共产品等领域。而所以如此，这是由国企性质与定位决定的。国家安全与公共产品，民企不提供当然得由国企提供；而现在大家争论的焦点是，自然资源领域是否也应让民间资本进入。

　　至于国企规模过大，这批评也是毫无道理。不要说国企，难道民企不一样？不希望自己做大做强？由此看，企业“大”本身不是问题，垄断也不是问题，世上哪家企业不想垄断一片市场呢？不过话说回来，垄断与垄断有不同，有的是靠专利技术垄断；有的是靠营销策略垄断；有的则是靠行政权力垄断。经济学讲反垄断，并不等于反“大”，也不是一般性地反垄断，而所要反对的只是行政垄断。

　　以煤炭业为例。前两年某地推动煤企整合，媒体一度炒得沸沸扬扬，很多人指责是典型的“国进民退”。我曾专程去调研过，不怕人拍砖，说实话，政府此举我认为无可厚非。想想吧，小煤窑遍地开花而矿难频频，人命关天政府能坐视不管么？在外人看，该地整合煤企确实是国企兼并民企，但事实上，政府的本意并非要“国进民退”，不过是想用装备先进的企业兼并落后企业而已。

　其实，我历来是不赞成搞行政准入限制的。不光是资源产业，其他如电信、金融、保险等我认为也应一律放开。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不需要定规则，规则要定，但只能就生态、环保、技术等方面立标准，不可搞所有制歧视，只要达到标准，企业无论姓公姓私皆可进入。就像高考，人人可以考北大，不管你家庭背景如何，英雄不问出身，上了线就可录取，否则你家里再有钱也与北大无缘。

　　对国企的另一种批评，是关于“高管的薪酬”。目前国企高管薪酬虽有高有低，但整体偏高恐怕是事实。于是人们要问：高管的薪酬是否与他们的贡献相匹配？是的，薪酬是应与企业业绩挂钩的。然而困难在于，国企的业绩不仅与高管的贡献有关，同时也与政府的政策支持有关。两者很难分开，这样高管的贡献便无从界定，而其薪酬是否偏高也就说不清了。

　　说不清归说不清，不过薪酬与贡献明显不符的例子还是有。说我知道的，有位朋友原来在政府任职工资一年不过几万，但调进国企做高管，摇身一变则年薪百万，这能说是与他的贡献有关么？说过多次，我并不嫉妒别人高薪，而我不赞成的是现在这种董事会决定薪酬的机制。经济学有个“分粥原理”，说的是粥可以由你去分，但为了公平必须让别人先取，最后一碗归你。同理，如果一定要由董事会定薪酬，可以，但董事或高管的职位就得拿出来竞争，不然高管自己给自己定工资绝对不合适。

　　再一个问题，是公司的治理结构。是老话题了，前些天参加党校国企班学员座谈，想不到今天还有争议。有两个焦点：一是董事长与总经理的矛盾怎样化解？二是党组织在公司内部的功能如何定位？关于第一点，公司法其实说得很明白，董事会是受股东会委托代行所有者职权；而总经理是通过董事会授权而行使经营权。这样看，董事长与总经理各安其职，不应该有矛盾。可现在的问题是，总经理并不由董事会聘任而是由国资委选派。无授权关系，总经理怎会听命于董事长呢？

　　由此分析，化解董事长与总经理的矛盾并不难，只需一招，即国资委后退半步，不再直接选派总经理，而让董事会去聘，这样总经理要对董事会负责，彼此就不会再有矛盾。倒是国企党组织的定位要难一些，外国没有，是中国特色。我的想法，应让企业党组织行使监事会的职能。理由是，国企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股东会，董事会可以监督总经理，可谁来监督董事会呢？当然，国资委可以监督，可那只是外部监督，若内部再有党组织监督，双管齐下岂不善哉！

　　（王东京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