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官员表示，人社部确实在对“延迟退休年龄”展开研究，但进行政策研究不代表现行退休年龄规定即将更改，提高退休年龄将不会在近期实施。而且即使在15、20年后的中远期，也将根据当时的经济社会的整体变化，决定退休年龄“究竟怎么调、调整到多少”。

　　这样的表态，显然与此前人社部就“弹性退休制度”发布的消息，及由此引发的舆论反弹直接相关。在不同媒体设置的网络调查中，对弹性退休制度的反对意见始终占有绝对多数，甚至高达90%以上。虽然相关部门官员及专家就此问题进行了多方解释，但终究无法平息舆论。面对如此压力，人社部此番“不会立即实施”的表态，表明人社部推迟退休的尝试，再次迫于舆论压力而搁置。

　　退休制度事关广泛，牵涉利益复杂，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不同社会群体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譬如，如果实行延迟退休政策，则对尚未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及年龄偏长的体力劳动者或企业职工相对不利；反之，对脑力劳动者、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乃至已经入职的年轻人，则相对比较有利。在这里，既有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之间的不同诉求，也有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群体之间的矛盾。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决策，需要为各个不同利益群体，提供更为规范有效，且具有合法性权威的利益诉求和博弈机制。

    人社部就弹性退休制度再次“改口”，固然也可以视为现行制度下舆论参与博弈的结果，但随着人口预期年龄不断增加，延迟退休年龄乃是大势所趋，人社部及其他相关部门的一再试探、退缩，终究有退无可退的时候，退休制度的改革迟早会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事项，进入公共决策程序。到那时，究竟以何种程序平衡反映、兼顾各方利益，同时获得不同群体的认同、接受，将是对我国公共决策水平的巨大考验。

　　其实，类似的考验早已在各种不同领域的决策过程中出现。譬如，近年来有关水、电、气等公共产品的价格调整，大多采取了听证会制度。理论上，作为决策程序的重要参考，听证会将充分翔实地反映各方利益诉求，以作决策的依据。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决策者先天地希望听证会“可控”，而公众则敏感地对“可控”的听证会失去信任。近年来不断出现围绕听证会而出现的批评之声，正是公众无法通过制度渠道参与公共决策而表现出的焦虑和不满。

　　听证会不断沦为决策过程中的“程序秀”，固然在短期内保证了行政意志在各项决策中得到贯彻，但从长期看，一项又一项制度安排被操弄、扭曲，乃至最终导致制度失信，其结果必然是每一项公共决策都不得不接受公众舆论的直接检验。而公共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的特点，则是更容易以感情代替理性、以立场代替是非、以大而化之的道德评判，代替细致详尽的利益博弈。而公共决策一旦不得不时时面对道德审判，其决策过程就变得更为艰难。弹性退休的设想尚未进入真正的讨论就受到激烈的道德评判，就是鲜明的例证。

　　在我国的政治制度中，并不缺乏公共决策的制度安排，缺乏的是对制度的尊重和落实。在未来的决策过程中，只要尊重并落实这些制度，公共决策就会走出目前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