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表现出“骨灰级粉丝”的狂热，拿出专业调查般的锲而不舍，地毯式采访每一个跟“刘洋”俩字沾边的人。他们在厨房围住了刘洋的二姨，在大山里找到了刘洋的远房爷爷，在卧室里抓住想偷空小睡的刘洋妈妈，连跟刘洋同住一个小区的纳凉大婶，他们都没放过。甚至，当刘洋的舅舅站出来劝记者回去，他们还见缝插针地追问：“刘洋跟你聊过心事吗？”

　　刘洋的远房爷爷算了算，从刘洋出名到现在，他已经接待了500多个记者。这位近30年未见过刘洋的老人，在过去十几天被要求反复回忆那段模糊的往事。最后，72岁的老爷子不得不咬咬牙，躲到山里去了。

　　说真的，看着这么执著且疯狂的场景，我已经能预想到，在未来的某一天，新闻学院的老师会忧心忡忡地把这些场景列入“新闻娱乐化”的事例里。也许还会有人拍着桌子高呼：“看，这就叫做媒体暴力！”

　　在此之前，那堂叫做“新闻伦理”的课上，曾经提及很多经典的负面案例：媒体的闪光灯追逐在戴安娜王妃的汽车后面，想捕捉跟她约会的人长着怎样一张脸；电视台的话筒放在不愿曝光的骨癌女孩身边，要求她“跟大家打个招呼”……

　　一切都是为了吸引你的眼球。上周所发生的与刘洋有关的故事，听起来，是如此地似曾相识。其一，这般所谓“采访”严重地困扰到了当事者。其二，这样得来的并非是“新闻”，只是价值含量甚低的“八卦”而已。

　　我们看到，见诸报端的是，刘洋的家人、刘洋的老师、刘洋儿时的伙伴、给刘洋家送过报纸的投递员、刘洋老家的大树下对弈的大叔……各路媒体群聚在同一个地方，面对同样的采访对象，问同样的问题。

　　也有人跑到刘洋曾祖父的坟前，把墓碑上的铭文一字不落地写进自己的“独家报道”里。

　　至于刘洋家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客厅，则变成了全国最火爆的“新闻一线”。各路记者扛着各式装备堵满整个房间，刘洋的家人像是国家领导人一样被团团围住，面对长枪短炮般的话筒和摄像机发表“重要讲话”：等她回家，他们要煮一碗羊肉烩面。

　　在过去的一周，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倾其全力，把带有“刘洋”俩字的新闻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他们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他们最看重的东西——点击率、收视率、发行量。这些被搬上台面的家长里短、八卦花絮，通过现代科技传送至千家万户，占据了宝贵的公共舆论空间——而读者、观众、听众的眼睛和耳朵，本该接触到更多更有质量的信息。

　　当有限的刊发版面和播出时间被慷慨地让给这些八卦的时候，另一些新闻就变得愈发少人问津。就在上一周，食品安全掀起了新一轮的讨论；一位广州妈妈因为孩子上不了学而跪在街头；还有美国爆发的“新型艾滋病”，正在美洲大陆近800万人中迅速蔓延……

　　当全天下的信息如卷轴般摊开在眼前，媒体应该做什么？可能的选择当然不止一种。同样顶着“新闻”这个职业标签，有的媒体在催泪瓦斯中发布战地消息，有的媒体挂断要挟电话坚持发布调查结果。当然，也有人追随聚光灯的影子，咀嚼着无足轻重的八卦。

　　我相信许多同行都精力充沛，斗志昂扬。我也相信，如果我们的媒介环境不那么单纯追逐点击率和收视率，给记者深度发展的自我选择空间，让他们从那些八卦报道里抽出些力气，来关心一下真正值得关注的东西，那么人们将有机会看到许多更有含量的好报道。

　　民国老报人胡政之曾说过：“本报虽系营业性质，但不孜孜以‘求利’，同仁虽以新闻为业，但决不仅仅为‘谋生’。”这句话翻译到刘洋这件事上，大体就是说：报道一个出色的女航天员，该多些新闻，少点八卦。

　　没错，新闻可以有很多种，但困扰甚至伤害到当事人的，或琐碎、无关痛痒的那一种，不该包含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