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兹克奖在今年首次把桂冠授予中国的建筑师，评委辞这样称赞说：“王澍在为我们打开全新视野的同时，又引起了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他的建筑独具匠心，能够唤起往昔，却又不直接使用历史的元素。”这段评语可能过于学术化，还是该奖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的一席话显得通俗明白。他在5月25日颁奖典礼上这样说明王澍获奖的理由：“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一个当今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我不是建筑师，不懂建筑和规划，对王澍所设计的代表作品如宁波美术馆、宁波博物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等无权评价，但是，正如帕伦博勋爵所说，王澍的作品引发了“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不过，遗憾的是，这场讨论目前还仅限于建筑学界和美术界，尚未在大众和舆论中发酵，公众和媒体对王澍的关注和追逐，只看重他获得国际建筑界重要大奖的新闻价值，对其设计理念、设计思想及是否由此能够带来城市建筑设计与规划的变革等，并未有反思。现实中依然是大拆大建，是城市的千城一面和结构的支离破碎，是所谓的国际化和拙劣的仿古的混合的流行。  

    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之所以变成目前这般外表光鲜、内里空虚，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盲目崇洋导致很多大型城市建筑如今已成国际设计师的试验场，但又得不到城市居民的认同；全球化背后的商业化、工业化带来了某一类商品化、标准化的建筑在世界泛滥，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各地大上房地产项目引来大规模的城市拆迁等。但根本的是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实行的赶超型发展，上述因素不过是它的表象。这种赶超型发展再加上对权力缺乏实质性制约，从而导致城市丧失耐性，忽视人的重要性，而变成单纯的土地和建筑的空间扩张。  

    城市的规划与发展同建筑设计一样，本质上应为人服务，唯有人性化，坚守人的尺度，建筑和城市才有生命力。从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来看，城市化应是工业文明、现代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的动力；没有现代商业文明，也就没有城市在高密集人口下的现代生活。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世界上少有被规划出来的城市。然而，中国的城市化却没有遵循这一发展规律，我们的城市化很大程度上是“规划”出来的，也即是政府设计出来的，政府官员和专家们指点江山、规划城镇宏图，建设“国际大都市”。所以，城市化于中国是与工业化“分道而行”的，其一直落后于工业化；另外，就是城市化见物不见人，变成了一种空间距离的简单扩张。30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问题不在建筑规划身上，而是发展的思路问题。当然，政府这样做也有苦衷，对一个发展型的政府而言，每年都定有城市化率的指标，并将之纳入到干部考核体系中，再加上地方的竞争压力，从而使得许多地方把城市化作为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去推进，为满足追求城市化水平这个数字的提高，大铺摊子、不重内涵、盲目无序扩大用地规模，使城市建设中出现很多政绩工程，并造成一些地方“有城无市，有场无市”的“空壳城镇”现象。  

    要纠正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的这种趋势，就必须在理念和认识上回归常识，即真正的城市化应该是人的城市化，从人的需求出发来规划和建设城市。人，而不是物的发展，才是城市化最重要的目标。离开这一点，城市发展就是本末倒置。  

    总之，城市发展不能目中无“人”。尽管作为一个赶超型经济体，其城市化会体现出更多的政府意志和色彩，但城市规划和发展不能像现在一样完全撇开人的因素，而按照权力者的意志去画图。因此，对现有城市化模式暴露出来的缺陷，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回到城市化原初的出发点，把人作为城市化的主要内容，走出一条健康的城市化之路来。王澍的价值，就在于以他多年的建筑实践探索，告诉我们，城市发展是有另一种更好的可能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