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对名符其实、有益的“运动”是很认可的，对体育运动也是很喜欢的，但对一些所谓的“运动”真的很反感！当然文革时期的运动则是属于不堪回首的迫害运动。

    最近的一个全国性“运动”，应当是卫生部、公安部、最高检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急风骤雨般、地毯轰炸式的全国性“毒胶囊”大排查“运动”了。

    据统计，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期，我国的全国性“运动”共进行了70多次（地方一级的运动则要多十倍）。如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大跃进运动 、人民公社化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农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等等。

    或许受此影响，一直以来，“运动”式执法、“运动”式工作部署似乎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的“优良传统”，目前还很“流行”很有号召力的要数“爱国卫生运动”，以及“打黑扫黄运动”和“植树造林运动”等等。还有许多类似运动的做法被冠以其他名衔，如“××工程”、 “××战役”、 “××攻坚”、 “××献礼”、 “××突击”等，而在“运动”的执行与落实过程中，则将“坐镇指挥”、“打响第一枪”、“兵分几路”等军事术语派上用场，于是乎就把本应波澜不惊的工作导演成了轰轰烈烈的“运动”，把平日里的“当官不为民作主”的不作为，累积成了“欺上瞒下”、“彪炳史册”的政绩。知名学者李津逵将其形容为现代版的“庞统遗风”。

    毒胶囊、染色馒头、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也好，紫金矿业污染、河北香河违规圈地、暴力拆迁、乌坎村事件也罢，这些食品药品安全、环境污染和群体性事件的集中暴发，应当说，已经不是孤立的事件，与我们的“运动式治国”、“运动式执法”泛滥，给犯罪分子和投机分子以可乘之机，已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因文革、大跃进等“运动”已经耽误了三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城市化虽然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也走了不少的弯路，有的城市乐衷于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有的城市则把城市规划当摆设，一届政府换一个规划，有的城市则一味模仿欧美城市风格，导致千城一面……

    运动式城市化，表面看上去轰轰烈烈，实际上却给一些建立在以“违法”为代价“立牌坊”、做政绩的为官者，留下了明显可钻的空子，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投机性与周期性。这些为官者明白，只要躲过了“任期”考核，一切便恢复正常，“违法”便可“不究”或无法可究。

    尽管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也就是说允许在改革的过程中试错，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在快速城市化的今天，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我们的环境资源也不允许了。
可见，中国已经不起“运动”式的折腾了，因此，中国的城市化不需要“庞统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