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波士顿４月２６日电（记者孙浩　郭曼桐）美国东部时间２６日下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举行了一场特别的讨论课。对话者中既有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有正在该校游学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也有来自京畿之地的“村官”，话题紧紧围绕中国农村城市化的成绩和挑战。讨论吸引了上百名哈佛学生，远超出主办方的预料。

    本月２４日至２６日，北京市昌平区郑各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福水首度走进哈佛课堂，以案例参与者的角色带给哈佛学生有关京郊村庄城市化特色模式的一手资料。向他发出邀请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主任托尼·赛奇是个“中国通”，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就到访过中国，此后一直将中国作为重要研究对象。

    赛奇告诉记者，该中心近来启动了一个重要的中国案例研究项目，郑各庄是系列案例之一。此次由案例主角为学生们现身说法，无疑更真实，内容更饱满，反响也很热烈。

    这首先是一个讲述“中国式成功”的故事。２４日，学生们首先了解了这样一组数据：郑各庄属于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现有５６８户人家，１５００口人。这里１９９８年开始旧村改造，进入高速发展期。过去１３年间，村里自营实体公司由１个发展到３５个；产业工人由３００多人增至１．３万人；农民人均年收入从３１００元提高到４．５５万元；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从不足７年提高到１１．５年。

    黄福水说，郑各庄过去２０年是在实践一场“造城运动”，不过不是常见的由房地产商收购土地的模式，而是走“主动城市化”之路，即通过土地置换推动农业村转向产业村，在经济规模到一定程度后再向“服务村”升级。今后１０年，郑各庄希望抓住中国养老产业的机遇，将养老产业比重逐步提升到全村产业规模三分之一，“从农村人过上城市生活到吸引城里人来农村养老”。

    对此，赛奇认为，郑各庄过去２０年的发展案例不仅有利于学生们了解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更有助于了解中国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如何一步步实现工业化、进而向服务产业转移重心的战略模式。

    赛奇指出，这个成功故事也透射出中国农村改革开放衍生的诸多现象，包括在现有法律空白区域或模糊地带的一些大胆尝试，既有一定代表性，也有特殊性，具有研究价值。

    课上对中国课题兴趣浓厚的哈佛学生提问踊跃，甚至有多名“老外”学生用中文提问：“进入资本化新阶段，发展最大挑战是什么？”“随着外来人才的引进，你们如何解决新移民与原有村民的矛盾？”“和其他成功的中国农村一样，如何处理领导者接班人的问题？”“如何继续改善农民养老等福利保障问题？”

    黄福水感言，哈佛学生的提问大多能切中要害，出乎他的意料。“我们２０多年前走出去给城里人打工，激发了想要让村里人过上城里人生活的念头；如今我们富裕了，农民不怕没钱，而怕不知怎么用好钱，今后或许能邀请外国人才为下阶段发展出谋划策。”

    赛奇指出，和其他国家及地区一样，中国城市化进行到目前发展阶段，均要面临一系列难题。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帮助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从“融不进城市”和“回不去农村”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真正成为城市资源的享有者、发展红利的获益者，从而避免可能引发的社会公平、社会治安等问题，推动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

    为何肯尼迪学院如此重视中国案例研究？赛奇回忆说，１２年前来学院任教时，对中国感兴趣的同僚学者只是少数，但今非昔比，如今大多数人都密切关注中国某个或多个领域的发展，因此有必要主动开展中国案例研究。同时，这些案例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模式”，在一系列全球化议题上也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广泛适用性。

    他告诉记者，学院并非要将学生们个个培养为中国问题专家，但随着中国重要性日益加强，不少学生自发地希望早日增加对中国的了解，也相信中国是他们今后学习工作中不可或缺的课题。有意思的是，这种了解也让年青一代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更加认同中国正专注于积极解决国内发展问题，有利于消除对“中国威胁论”的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