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诞生40周年。我国自1985年加入《公约》，世界遗产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拥有41处世界遗产，位居世界第三。作为世界遗产大国，中国为世界遗产事业作出了哪些有益的贡献？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童明康。

　　记者：请您谈谈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有怎样的特点？

　　童明康：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有四大特点：

　　其一是种类丰富。不仅包括《世界遗产公约》中规定的所有类型：文物类，如长城、莫高窟；建筑群类，如明清故宫、武当山古建筑群；考古遗址类，如殷墟、秦始皇陵，还包括《操作指南》中规定的文化景观，如杭州西湖、庐山，以及历史城镇，如丽江古城、平遥古城。其二是分布地域广泛。平原、山区、沙漠、海岛、高原都有分布，最远的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地相距3400多公里，高差最大3060米。其三是时间跨度大。史前人类遗址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与开平碉楼时间跨度超过50万年。其四是文化多元。不仅有汉文化为主导的遗产地，还有少数民族文化的代表，如布达拉宫是藏文化的代表，丽江古城是纳西族文化的代表，而莫高窟则是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交融的实物例证。

　　记者：当前，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面临着一系列压力和挑战，如经济建设、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环境改变、旅游发展等，形势十分严峻。

　　童明康：不错。比如，全球气候变暖以及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对中国世界遗产造成很大影响。2008年5月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不仅夺去了很多宝贵的生命，也对世界遗产青城山都江堰的古建筑群造成了很大破坏。越来越频繁的台风裹挟暴雨，对福建、广东等地的遗产本体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以及旧城改造是我们面临的又一挑战。一些不当的新农村建设破坏了历史村落的格局、环境和风貌，割裂了人与自然长期互动形成的和谐关系。城镇化迅速吞噬城市周边的文化景观，大量农村人口的涌入迫使历史城镇的街巷尺度、交通吞吐量、建筑密度及基础设施因扩容而面目全非，国际社会关注的历史城市景观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此同时，历史村落人去屋空，历史建筑因缺乏维护而损毁。错误观念指导下的旧城改造常常造成历史街区被打造为“假古董”的仿古一条街或成为焕然一新的街区，失去其遗产价值。

　　世界遗产地面临着巨大的旅游压力。绝大多数遗产地一旦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游客量就会激增。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审议缔约国世界遗产申报项目时，越来越关注遗产地是否就此做好了充分准备、实施了科学防范。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遗产地面临的旅游压力尤其突出。例如故宫，根据科学测算，日游客承载力是2万人，可是在旅游旺季，日游客量实际可达12万—13万人，2012年预计将突破1500万，平均日游客量为4万多人。

　　记者：中国世界遗产面临的这些压力与挑战，是带有国际普遍性的。因而，中国的实践从某种角度讲是在为国际提供经验。那么中国做了哪些切实有效的工作？

　　童明康：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巨大挑战，有时表现得更为尖锐。

　　从拥有第一批世界遗产至今，25年来，中国政府始终重视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健全法律体系、完善管理机构、建立监管体系、实施保护工程、重视研究宣传和注重国际交流。

　　记者：请您举一两个例子，具体介绍一下。

　　童明康：比如，2006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基础上出台了《长城保护条例》。这是中国首次就单项文化遗产颁布的专项法规，解决了长城保护所面临的若干法律问题，并为开展巨型、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立法工作做出有益尝试。

　　再如，中央财政设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并逐年加大投入力度，确保世界文化遗产本体及其环境的安全。国家文物局组织中国高水平科研机构进行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科研，重点推进全面排除遗产险情的重大保护工程，指导各地实施了拉萨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历史建筑群，北京世界文化遗产地、大足石刻千手观音、山海关长城、嘉峪关长城、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敦煌莫高窟壁画保护等一系列重点工程，并从中培育、发现最佳做法范例，以促进全国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同时，中国政府自2006年来组织实施了长城资源调查工作，对地跨16省、市、自治区，长达2万多公里的各时代长城进行全面调查和认定，计划于今年6月公布长城资源调查和认定成果。

　　记者:如您所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具有一些西方遗产所不具备的特性，也正因如此，我国遗产在保护理念和方法上往往有别于西方，也因此受到国际同行的一些质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9届会议就曾质疑北京故宫、颐和园、天坛等3处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大规模保护维修工程的科学性。

　　童明康：确有此事。2005年，在德班召开的第2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要求世界遗产中心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对北京世界文化遗产地开展反应性监测，评估三处遗产地维修工程对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和真实性的影响。2006年，在维尔纽斯召开的第30届会议上，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中国在2007年或2008年召开国际研讨会，研究亚洲地区建筑遗产保护修缮的方法。

　　2007年5月下旬，我们在北京召开了“东亚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来自当今世界最核心的三大文化遗产国际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文物保存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代表和近二十个国家的遗产学专家参加。与会者实地考察了上述三个世界遗产地的修缮工程，在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切磋甚至争论后，会议最终形成的《北京文件》，为东方木结构文物建筑保护修缮确立了相关准则，就中国、东亚地区、东方乃至世界的文物建筑保护面临的一些问题达成了基本共识。国际同行称它“不仅对东亚地区有指导意义，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有参考价值”。

　　记者：也就是说，中国对木质古建的保护维修理念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中国智慧丰富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论。

　　童明康：其实这样的中国经验还有不少。面对旅游发展的巨大压力，为探讨世界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应对措施，2009年，国家文物局、甘肃省人民政府与澳大利亚政府相关部门及有关国际组织，在敦煌莫高窟主办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遗产地旅游管理的敦煌经验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会议成果纳入第3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相关决议，对世界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童明康 光明日报记者李 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