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7%！

    2011年中国大陆人口城市化（又称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称之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

     “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城市化不仅仅关注推进速度，还将从给力民众幸福指数等方面提高运行质量，让经济增长的利益更多地惠及普通百姓。那么今后如何推进城市化？如何看待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两难”景象？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这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口中的“关键词”。

关键词一：经济发展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委员认为：“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城市化率超50％是工业化的巨大成果，意味着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步降低，二三产业的比重越来越高，代表了生产方式的转变。
    
    “过去10年，是中国城市化推进速度最快的时期。200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是36.2%，城镇人口4.6亿人。10年间，我国城市化率提高了十几个百分点，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城市化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主要和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直接相关。”民革四川省副主委张庆成委员表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指出：“从数据上看，城市人均消费支出是农村的3倍。一般来说，城镇人口每增长1%，全国人民总需求增长1.2%，带动整个GDP0.4个百分点，可见，推进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国家发展的要求、现代化的要求。总理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市化，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什么叫中国特色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面积大，地区间也很不平衡，所以中国的城市化绝不是一条道路，包括大城市、城市群、城市带、中小城市、城镇，是整个体系的思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推进城市化需要判断，一是城市化对发展方式转变究竟作用何在，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还缺少一些基本的共识，应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全局结合起来；二是推进城市化要从实际出发，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规划，避免两种倾向，“城市化大跃进”和“先搞工业化后搞城市化”；三是要做到统筹安排，比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安排。城市化水平提高，是扩大内需的一个大战略，是转变经济结构的一个大战略，是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大战略。 

    全国政协委员李国祥：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直接消费可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可带动10万元的建设投资。

关键词二：土地改革

    城市化正越来越多地触及农村土地问题。代表委员的呼吁：“要加快城市化发展必须解决土地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郑新立说：“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剩下的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到城市里去，这是一个全世界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他们原有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应当成为他们财产性收入的来源，作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重大措施。”对此，不少代表委员提议，要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权益，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的同地、同价、同权。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依法进行适度规模的征地拆迁是大势所趋。代表委员指出，土地是农民的生活来源和生产资料，在城市化过程中要让农民分享到土地城市化的收益。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更好地维护农民利益不容回避。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李冬玉建议，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一要制定征收、征用土地目录，二要强化用途管制，完善补偿安置标准，规范征地程序。

    目前，我国一方面城市用地需求旺盛，另一方面，农村建设用地的潜力巨大。有委员测算，我国乡镇和村庄的建设用地约合2.6亿亩，通过整理复垦，具有50%的潜力。

    通过城乡土地要素的置换，可盘活用地空间，激发新的活力。全国政协委员、山东财经大学教授郭松海表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土地综合整治，对于一揽子解决工业化城市化“缺地”、新农村建设“缺钱”、耕地保护“缺动力”、城乡统筹“缺抓手”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他提议，要因地制宜制订规划，严格按规划安排增减挂钩规模、布局和时序；要综合考虑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村民的住房条件、农民认知度和资金负担能力等因素，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关键词三：房价

    在大城市，人们最苦恼的问题当属“高房价”冲击。北京、深圳等位于城区中心的商品房售价均达到数万元每平方米，远远超过了大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承受能力。

    继一线城市之后，二、三线城市的房价正在迅速崛起。一些房地产人士之所以看涨中国楼市并动辄与香港、东京等地相比，一个重要理由便是：我们的城市化率离这些发达国家、地区的城市差距甚远，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潜力巨大。

    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说：“一些地方把城市化简单理解为卖地、盖楼，推进城市化的冲动来自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而高地价又推高了房价，导致城市商务成本上升，削弱了城市竞争力，这是对城市化潜力的一种透支。”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巨大收益，对于城市建设资金缺乏稳定渠道的城市政府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这种土地城市化的负面效果也很明显，“土地财政”带来的城市面积的快速扩张，导致土地城市化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这是对“城市化”概念的误读。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委员认为，楼市宏观调控政策还应该加把劲，加把火。现在房价只是没有涨，稳定在一个水平线上，但稳住房价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让老百姓买得起房。宏观调控政策不能松，现在不少购房人持币观望，等待调控效果。一些地方的微调政策，实际上就是“松调控”，一旦持续，极有可能导致大范围政策放松，影响房价下降预期。房价的爆发性增长是从2008年开始的，那么，也应该通过宏观调控使房价回归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

关键词四：城市病

    “低头是铺砖，平视见喷泉，仰脸看雕塑，台阶加旗杆，中轴对称式，终点是政府”。这句顺口溜是老百姓对城市广场千篇一律样式的幽默描述。

    针对一些地方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雷同化”弊端，黄海委员表示，推进城市化要因地制宜，保留城市的传统和特色，同时不能因大兴土木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不便，增加百姓生活成本。比如，在新建商业地产时，应配建一定比例的便民商业设施，不能什么高档上什么，对城市中心地区的菜市场等带有公益性质的商业基础设施应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东营市蜜蜂研究所所长宋心仿也认为，在大力推进大中城市建设的同时，要稳步推动小城镇建设。推进小城镇建设，不但要有产业依托，还要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和环境综合治理，提升和优化小城镇建设的综合效益。

    “春节从重庆回贵州，被人为堵了四个小时，有什么新办法能改改。”“楼越盖越高，车越开越慢，依我看城市交通信号灯要好好调一下。”两会期间，贵州省、河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纷纷收到网友的论坛留言。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桑金科回应网民说，城市化率突破50%，更需要科学的规划，建设一批让老百姓既有发展空间、又生活舒适的城市，治堵和防堵是提升城市幸福感必不可少的环节。

    全国人大代表、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洪认为，城市化加速带来的交通拥堵难题，与现阶段全国汽车保有量和迅速递进的增量有着密切关联。“十二五”期间中国汽车产业面临“堵城”等挑战，如何做好“控制产量、优化存量，实现战略性的结构调整”这篇大文章，是破解城市化难题的一把钥匙。

    “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人口是城市化的红利，也是压力。”全国政协常委周汉民分析，2011年，中国城市化进入“50%”的历史新阶段，全球总人口也跨过了70亿的大关，更趋人性化的城市化，需要城镇内部、城际之间更详尽的中长期规划，交通规划是必备的基础，这也是“十二五”期间提出顶层设计理念的一个关键所在。他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上海、北京等特大型城市均以达到或临界2000万常住人口，承载负荷已濒临上限，治理“堵城”必需考虑更合理地引导和布局人口流动。

    戴仲川说，目前各地城市发展缺乏规划，有些规划的科学性、稳定性、前瞻性不是很好。另外，各地城市建设存在“千城一面”的问题，很多文物古迹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消失也让人痛心。

    “要做好规划，不能建好的房子又拆掉。”民建莆田市副主委许金和代表认为，城市化发展的地方一定要整合，不然农村不像农村，城市不像城市，包括贫富关系、两极分化等问题都要认真考虑。

    “不是修几栋高楼就叫城市化，不是把农民叫进城来就叫城市化。”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黔西南州州委书记陈鸣明回应说，过去几年兴起的“造城风”，在一些地方已出现了“空城”现象，城市化和工业化、农业产业化紧密联系，资源配置不恰当，就容易形成“空城”。              “大城留不住，小城不愿去。”这是近年来各地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时在“留城”与“返乡”问题上的一大纠结，同时也显现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及省会城市以外，卫星城、中小型城镇的吸引力仍不足。

    陈鸣明代表说，缓解和避免“空城”现象，不能单单从户籍上考虑，当地首先必须要有产业的支撑，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其次，要解决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包括住房、就医、求学等。只有这样才能让新城人口“留得下、稳得住”，实现“有体面、有尊严”的城市化。

    曾从事跨国城市化经典案例比较研究的周汉民委员分析，根据国际标准，安居乐业，需要提供“七通一平”的硬件设施，包括水、电、煤气、排污、道路、通信等基本需求，更要有就业、医疗、教育等“软指标”，在此基础上，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更为重要，注重新城人口的文化需求，满足流动人口的文化权利，也是“空城不空”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五：农民工市民化

    近年来城市化发展过于重视城市空间拓展，而忽视人口城市化的提高；部分城镇人口虽然实现了空间集聚和生产方式转变，但没有实现生活方式转变；农民工仍然大规模往返于城乡之间，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

    全国人大代表、驻马店市市长刘国庆说，新时期我们需要的是新型城市化，要更加注重城乡统筹、城乡一体，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从根本上破解“三农”难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表示，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城市化率达到70%，城市化发展才会稳定下来。我国距离70%还有20个百分点，意味着如果继续保持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的速度，将用20年时间才达到70%。 

    但一些地方急于改变城市化滞后格局，通过圈地建城、户籍调整等方式加速城市化，使得经济增速与城市化增速脱节，造成城市化阶段性“过热”。部分地方不顾实际情况，超前发展，造成土地城市化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表示：“目前，我国城市化最大的阻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公共服务体制的不完善，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没有实现城乡覆盖，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在体制建立上存在理念弊端；二是要素场流动的问题，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的要素市场化程度低，作为财产权，政府赋予土地的功能不够。”城市化带来巨大内需潜能，但如何让农民融入城市是巨大考验。”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张晓山建议，要根据资源、环境和人口承载能力，优化全国生产力布局，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和与国土规模、资源分布、发展潜力相适应的人口布局；各类城市要夯实经济基础，创造机会，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加强管理服务，提升城市化质量和水平。
全国政协常委、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卫华在提案中提出，要坚持走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提高土地利用水平。加快城市化不能一蹴而就，要因地制宜，合理引导城镇发展的规模、速度和节奏，同时对于一些经济发展还未达到一定水平、尚不具备城市化条件的地区来说，应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最终形成以新农村建设加速城市化进程、以城市化发展带动新农村建设、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的局面。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荣民集团董事长史贵禄认为，应通过立法保障，最大限度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建立维权咨询和农民工综合服务机构，加强对农民工的普法教育，积极支持引导农民工与用工单位依法建立规范的劳动关系，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城市化过程是综合性的。” 福建省原省长助理郑松岩说，从村民变成市民，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要面对城乡差距、待遇不一致等问题。要加强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农民工转型，通过产业发展，让他们真正靠劳动致富融入城市。

    全国人大代表、集美大学校长、诚毅学院院长苏文金说，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方面要对农村有政策上的倾斜，保持一支可持续的农民队伍，让农民更富裕。另一方面要保证转移的人口得到技能培训，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保证他们能够享受包括教育、医疗、文化休闲等在内的市民待遇。

    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代表认为，城市化要更加突出中小城镇建设，这样既可以解决城乡一体化问题，也可使更多农民离土不离乡，还可以解决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现实问题。要让大县城变为小城市，让农民就近进城就业，减少农民进大城市的成本。同时，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应该解决好农民土地征用问题，让农民享受到城市化带来的利益和成果。

    全国人大代表、阳城县皇城村党总支书记张家胜认为，对城市化后的农民，政府要给予财政上的大力支持，给予一定的安置费用。另外，针对农民整体搬迁后的闲置土地，建议进行城市化土地置换，给予一定补助。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庆云认为，真正的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可以为进城农民及其子女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农民可以像真正的“城市人”一样生活。否则就是半城市化或伪城市化。

    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冯明光委员对记者说：“城市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应设置时间表。浙江人均收入已经达到9000美元，城市化率超过60％，这是与经济发展相称的。户籍本身也并非城市化的唯一障碍，浙江省很多‘超级农民’早已在城市稳稳扎下根，他们往往并不注重城市户口，甚至不少工作在城市的大学生要求恢复农村户口。”

    广东人大代表胡小燕说：“现在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都愿意扎根在城市，政府部门应当用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来看待他们，本地市民对他们也应尊重，只有这样才能更快地让他们融入这个城市。”她举例说，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正在试点将达到一定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保障房体系，这是从公共服务的机制上保障农民工在公正待遇下“融城”的一种好尝试。

    “随着农民工二代的年龄增长，以前他们对公平的教育资源尤为期待，现在则遭遇‘婚恋饥渴’。”朱雪芹代表认为，农民工的“融城”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从最初的就业需求、生存需求，正在向医疗保障、子女就学、恋爱婚姻等复杂的社会问题“转移”。在从农民向工人转变的过程中，总要面临这样那样的困难，除了户口问题，还有社会保障的问题，精神关怀的问题，要用发展的思路去看待，制定富有前瞻性的政策。

 关键词六：新农村建设 

    “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非常英明适时的决策，是着眼长远、着眼基础的高瞻远瞩之举。”全国政协委员、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在接受采访时呼吁房地产开发商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张庆成代表建议：“实现农民工就业要发挥好产业带动作用。四五十岁的老一代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就地就近转移就业。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要加强教育培训，让其掌握一技之长，在就业中能获得好的报酬，在城市扎根。”

    “单纯追求城市化，贪大求洋，可能会使乡村建设失掉特色，因此，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绝不能放松对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毕竟我国仍有几亿人口生活在乡村，而且那些原生态的、保留传统风貌的乡土民情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冯明光代表说。

    康厚明代表认为，除了进城务工者，农村的留守儿童和妇女、空巢老人等，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有权利过上幸福生活。“我个人认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工作，应重点放在社会保障待遇的同步上。”

    全国人大代表，人力资源专家严诚忠教授说，在大城市各类资源饱和的情况下，农村人口“就地城市化”的可行性研究应纳入政府部门的考量范围，不仅要有人性化的措施，更要考虑维护人的尊严。

    山西省潞城市上镇常庄村委会主任韩长安代表说，城市化既有农民进入城市的“直接城市化”，也有改善农村生活、提高农民文化素养的“间接城市化”。现在农村消费日益社会化、市场化和商品化，城乡环境发展差异越来越大。在城市，社区发达、交通方便，环境问题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管理，但在不少农村地区，“脏、乱、差”问题比较突出，已经成为制约城乡区域统筹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些委员也建议，中小城镇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能忽视传统文化传承和田园特色保持。同时，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让城市化和文化多样性协调发展。

链 接
苏州工业园区的高质量城市化之路

    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的合作项目，开创了中外经济技术互利合作的新形式。1994年2月11日，国务院下达了《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2月26日，在李鹏总理和吴作栋总理的见证下，李岚清副总理和李光耀资政分别代表中新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同年5月12日，苏州工业园区破土启动，外经贸部批准苏州市开发公司与新加坡开发财团组建合资公司，从事工业园区内的土地开发经营，合资期限30年。从2001年1月1日起，中、新双方在合资公司的股份从原来的35%和65%调整为65%和35%，中方成为大股东并承担管理权。

    苏州工业园区吸收了国内外开发区的成功经验，又有自身的显著特点：第一，它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签署协议兴办的国际合作项目；第二，园区的行政管理由中方全权负责，成片开发由中新合资的开发公司负责，对外招商引资由中新共同负责；第三，国务院同意在苏州工业园区自主地、有选择地借鉴新加坡经济发展和公共管理方面的经验。

    1999年9月14日，中新两国政府联合协调理事会召开了第四次会议，确定了园区今后三年的发展目标：集中建设首期8平方公里，全面建成首期8平方公里的工业区，以及相配套的住宅区。同时按照园区发展的总体规划要求，以滚动的方式向前发展，根据市场要求，继续开发2平方公里的工业用地。对于未来的发展，双方一致认为：苏州工业园区是中新经济技术合作的重中之重，双方合作框架不变，开发主体合资性质不变，长期发展目标不变，双方合作支持园区发展的承诺不变。

    苏州工业园区行政区划288平方公里，其中，中新合作区80平方公里，下辖娄葑、唯亭、胜浦等三个镇，户籍人口32.7万（常住人口72.3万）。发展目标是：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工业园区和现代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创新型、生态型新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