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伟是2007年初中毕业后来到北京的。当时他的母亲正在这里打工。由于亚伟父亲去世早，母亲不得不背井离乡，成为中国最早一批进城的农民工。 但是，因为没有文化，亚伟母亲只能在北京做些低端的服务类工作，辛苦一天挣不了多少钱，还得攒着寄给在河南老家的亚伟以及他的两个姐姐。由于常年劳累，亚 伟母亲的身体出了问题，现在只好住在北京一间地下室里养病。

　　与母亲一辈的农民工相比，亚伟是幸运的。他来到北京后，打过工、上过学、兼过职。如今，他一边在位于西直门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打工，一边在昌平的 一个检察官学校读书。而且他借住在叔叔的工地，不用付房租也不用交水电费。与上一辈农民工不同，亚伟这样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的土 地没有过多的眷恋。同时，中国所实施的义务教育制度以及技术培训，使他们大多拥有一技之长或学习基础，因此比上一辈有更多的人生诉求，希望从事更体面的工 作，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最终扎根城市。“我肯定会选择体面的，能体现自己价值的工作，能挣钱的工作。过去，我就想怎么留在北京，我到现在也是这个思想， 怎么能永远留在北京。”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亚伟一直在努力。这一点首先反映在他的着装上。事实上，记者初见到亚伟时有些惊讶，因为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要成熟10 岁，穿着福尔摩斯似的黑色外衣，带着一副没有度数的眼镜，手上还佩戴着与年龄不符的金色表与戒指。他说，这样穿戴会显得成熟，找工作的时候才不会让人觉得 没有经验。

　　但是，仅关注外表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亚伟之前在做保安时，由于工作条件恶劣且欠薪不发，干了两个月后就辞职了，但被欠的薪水一直拿不到手，这 让他对城市产生了莫名的恐惧。后来，他发现法律可以帮助自己：“以后我到法院实习，接触案子就多了，我才知道可以要回这些钱。我咨询法院的老师，20多天 都解决了。如果只是发工资也只有2000多块，但最后通过法律程序给了3000块钱。然后我就觉得法律挺好的，有用。然后我就开始做兼职，还帮我同学打官 司。”

　　为了提升自己，亚伟报了法律专业培训班和英语口语培训班，并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兼职，业余还接些劳务纠纷的私活儿。他说，最近两个月，每个月的收入都在八、九千左右。除了赡养母亲之外，这些钱几乎全都用在了学习上，就是希望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蔡亚伟的故事传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农民工问题专家张兆安的耳里。他认为，蔡亚伟就是一名典型的 “新生代”农民工，与以前“进城打工、赚钱回家”的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对故土没有太多眷念，心态与需求都发生了高度 “变化”：“它是一个有着多样化需求的群体。他们除了经济上的经济需求外，还有精神需求、文化需求。因为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要比老一辈农民工高，对经济 地位，对社会地位，对基本的人生追求等等都比老一辈高。”

　　据张兆安介绍，中国全国的农民工大概有1.5亿，新生代农民工占60％以上。这意味着，全国有1亿“新生代”农民工，几乎等同于全国人口的十三 分之一，等同于全国城市人口的六分之一，等同于全国城镇从业人员的三分之一。这样规模的一个群体，是必须得到社会关注和重视的。“他们是城市里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整个城市发展如果离开了他们，真的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我们经常听说，春节的时候，农民工都回家了，这个城市有的时候就没法儿运转了。现代农民工 问题解决得越好，我们的企业发展更稳定，我们的经济就发展得越好。”

　　张兆安认为，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就需要解决他们的落户、与城市居民同工同酬以及和城市居民共享城市发展建设成果等问题。而中央很多政策，实际上 早就在关注和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在保障房建设方面，以上海为例，上海的廉租房和公租房申请资格最初只针对本市居民，但现在，在上海打工的农民工同样也可以 申请。如果农民工有文凭的话，还可优先被考虑落户问题。而一旦落户七年，就可以跟城市人一样购买保障性住房。

　　同是全国人大代表、来自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的营销主管朱雪芹就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之一。朱雪芹是农民工代表，原本也是一个从农村到上海的打工 妹，但由于自己的努力和出色表现，她成为全国表彰的1000名优秀农民工的一份子。随后，根据政策，她落户上海。一路走来，朱雪芹觉得，随着时代的进步， 社会对农民工的关注在增多，对农民工的重视和接纳程度也在加大：“上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没有农民工，这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就有3个农民工代表。以前劳 模队伍中没有农民工，2010年，劳模中出现了很多各行各业的农民工。以前的社会保障（对农民工）是空白的，现在是逐步的改善。在上海，农民工享有同城同 险、同城同保的待遇，这也是时代的一个进步。”

　　如今，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朱雪芹每年都会带来两三个有关农民工问题的议案。今年也一样，除了有关加快城市对农民工知识转型、技能转型和生存能力 转型方面的议案外，她还开始关注农民工的精神状态问题和婚恋问题。“以前对农民工工作和生活上提的（议案）比较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民工的精神领域 方面的情况我们也要加强。比如富士康（农民工）跳楼事件，当时如果有一个平台，给员工一个倾诉的平台，我相信不会有这么多的人会跳楼。”

　 　朱雪芹说，“新生代”农民工兄弟姐妹少，在城里打工时朋友也少，他们更需要这样一些平台来寻求心理依托和帮助，以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在全国总工会的帮 助下，朱雪芹在2009年成立了“朱雪芹工作室”，主要就是为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咨询和帮助。同时，“朱雪芹工作室”还和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 询系联合起来，在上海开展各种各样的心理咨询活动。

　　对于蔡亚伟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朱雪芹希望他们充实自己，不断努力，因为只有付出才能有回报。对于未来，蔡亚伟自己也是充满信心。他最喜欢的歌 曲就是《我的未来不是梦》，他常常用这歌来激励自己，不放弃对未来的追求：“其实我的要求并不高，我只想要一个厅，两个房间，一个独立卫生间，一个厨房， （和妈妈）住一块儿，不想让她再住在地下室了。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把户口、档案之类的移到北京，然后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梦想虽远，但路在脚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实际上是与国家的整体发展融在一起的。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2011年全国城镇人口首超农 村，城镇化水平超过50％。这一巨大的历史性变化，将从根本上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将为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梦想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让他们感受更多 的平等与关怀，早日实现人生价值与梦想。

　　为了提升自己，亚伟报了法律专业培训班和英语口语培训班，并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兼职，业余还接些劳务纠纷的私活儿。他说，最近两个月，每个月的收入都在八、九千左右。除了赡养母亲之外，这些钱几乎全都用在了学习上，就是希望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蔡亚伟的故事传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农民工问题专家张兆安的耳里。他认为，蔡亚伟就是一名典型的 “新生代”农民工，与以前“进城打工、赚钱回家”的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对故土没有太多眷念，心态与需求都发生了高度 “变化”：“它是一个有着多样化需求的群体。他们除了经济上的经济需求外，还有精神需求、文化需求。因为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要比老一辈农民工高，对经济 地位，对社会地位，对基本的人生追求等等都比老一辈高。”

　　据张兆安介绍，中国全国的农民工大概有1.5亿，新生代农民工占60％以上。这意味着，全国有1亿“新生代”农民工，几乎等同于全国人口的十三 分之一，等同于全国城市人口的六分之一，等同于全国城镇从业人员的三分之一。这样规模的一个群体，是必须得到社会关注和重视的。“他们是城市里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整个城市发展如果离开了他们，真的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我们经常听说，春节的时候，农民工都回家了，这个城市有的时候就没法儿运转了。现代农民工 问题解决得越好，我们的企业发展更稳定，我们的经济就发展得越好。”

　　张兆安认为，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就需要解决他们的落户、与城市居民同工同酬以及和城市居民共享城市发展建设成果等问题。而中央很多政策，实际上 早就在关注和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在保障房建设方面，以上海为例，上海的廉租房和公租房申请资格最初只针对本市居民，但现在，在上海打工的农民工同样也可以 申请。如果农民工有文凭的话，还可优先被考虑落户问题。而一旦落户七年，就可以跟城市人一样购买保障性住房。

　　同是全国人大代表、来自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的营销主管朱雪芹就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之一。朱雪芹是农民工代表，原本也是一个从农村到上海的打工 妹，但由于自己的努力和出色表现，她成为全国表彰的1000名优秀农民工的一份子。随后，根据政策，她落户上海。一路走来，朱雪芹觉得，随着时代的进步， 社会对农民工的关注在增多，对农民工的重视和接纳程度也在加大：“上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没有农民工，这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就有3个农民工代表。以前劳 模队伍中没有农民工，2010年，劳模中出现了很多各行各业的农民工。以前的社会保障（对农民工）是空白的，现在是逐步的改善。在上海，农民工享有同城同 险、同城同保的待遇，这也是时代的一个进步。”

　　如今，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朱雪芹每年都会带来两三个有关农民工问题的议案。今年也一样，除了有关加快城市对农民工知识转型、技能转型和生存能力 转型方面的议案外，她还开始关注农民工的精神状态问题和婚恋问题。“以前对农民工工作和生活上提的（议案）比较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民工的精神领域 方面的情况我们也要加强。比如富士康（农民工）跳楼事件，当时如果有一个平台，给员工一个倾诉的平台，我相信不会有这么多的人会跳楼。”

　 　朱雪芹说，“新生代”农民工兄弟姐妹少，在城里打工时朋友也少，他们更需要这样一些平台来寻求心理依托和帮助，以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在全国总工会的帮 助下，朱雪芹在2009年成立了“朱雪芹工作室”，主要就是为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咨询和帮助。同时，“朱雪芹工作室”还和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 询系联合起来，在上海开展各种各样的心理咨询活动。

　　对于蔡亚伟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朱雪芹希望他们充实自己，不断努力，因为只有付出才能有回报。对于未来，蔡亚伟自己也是充满信心。他最喜欢的歌 曲就是《我的未来不是梦》，他常常用这歌来激励自己，不放弃对未来的追求：“其实我的要求并不高，我只想要一个厅，两个房间，一个独立卫生间，一个厨房， （和妈妈）住一块儿，不想让她再住在地下室了。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把户口、档案之类的移到北京，然后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梦想虽远，但路在脚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实际上是与国家的整体发展融在一起的。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2011年全国城镇人口首超农 村，城镇化水平超过50％。这一巨大的历史性变化，将从根本上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将为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梦想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让他们感受更多 的平等与关怀，早日实现人生价值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