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桑德斯的说法，在本世纪，全球大概有1/3的人口彻底从乡间移入城市，从马里兰州到深圳，从洛杉矶到奈洛比，从里约的贫民窟到孟买的贫陋社 区，潮水般地涌入。这必然产生大量的“落脚城市”，换句话说，也就是贫民窟将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里大面积蔓延。这些贫民窟可能成为经济文化繁荣的诞生地，也 可能是暴力冲突的发生地。桑德斯认为，政府如果赋予外来移民本地身份与发展机会，即可随着移民演变为中产阶级而因此获益；相反，如果政府漠视，那么贫民窟 就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动荡、贫穷，甚至会引发政治危机。有意思的是，中国知名学者秦晖先生也认为对于城市新移民，要给他们自由或福利，或者两者都要 给。为弱者争取权益是学者的本分，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无论是桑德斯还是秦晖，都预设了一个前提——城市化是最好的。

　　城市化是最好的吗？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美的城市化确实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人口流动的新动向，但这里需要分析欧美的城市化与今天亚洲（尤其 是中国）的城市化是存在巨大的差别的，欧美城市化是伴随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而崛起的。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化其实是工业资本主义占领原属于乡村的 政治—生活空间。随着资本主义向周边国家的扩张，欧洲城市逐步在20世纪完成了市民化，从而稳固了政治上的中产民主。而中国的情况则有不同，因为进城务工 的人在老家大多有土地，中国的城市化，预留了退路。正因退路存在，在这个剧烈变动时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两极分化，但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

　　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城市”一定让生活更美好。蚁族的出现，标志着白领阶层的破产。全球化把中国拖入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又把广大乡镇人口拉进 城市。他们抵达城市，却又无法真正在城市扎根；他们想离开城市，却又无法回到故乡， “故乡太小，放不下理想”。那么，为什么故乡太小？过去的广阔天地，今天怎么就不能大展宏图呢？是否有重构乡土中国的可能性？通过“去市场的市场化”，即 扬弃西方的城市中心主义，从本土的具体语境出发，重返“城乡互助”的模式，破除“城乡对立”这个现代性痼疾。当然，这需要有序引导。

　　如何解决落脚城市的问题，关键还在城市如何落脚。如果仅仅是奉城市中心主义为圭臬，即便政府为移民（外来务工人员）赋予本地户口，让他们有机会 持有房产、获得教育、享有交通自由与良好的治安，也只能是少数外来人融入当地社会，大多数外来人口还是会在优胜劣汰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进退失据。那么城 市如何落脚？梁漱溟先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指出，乡土社会的伦理，才是中国人真正的秩序。考量先贤之言，这也许就是问题的路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