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广州日报》对广东雷州“人造蛋”事件进行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为进一步查清源头，该报记者张丹日前前往涉嫌供应“问题蛋”的河北平山县采访。9日下午5时多，记者正准备写稿，却被当地警方“请”到公安局“协助调查”，直至10日凌晨才获准离开。

　　记者前去采访，目的是查清“问题蛋”源头，向社会公布事实真相，捍卫公众健康。这是新闻记者的职责所在，也是社会公众实现知情权的重要途径。同时，记者的调查采访，也能为当地政府和执法机关提供相关线索和证据，有利于查明“问题蛋”的来源，尽快依法查处。因此，记者的采访权与执法机关的调查权，不仅不该相互冲突，还应互相补充、互相支持。

　　在警方查办案件时，了解相关情况的公民都有协助警方调查的义务，因此，如果警方是为了调查“问题蛋”一案，邀请知情的记者提供协助，亦属正常。在这种协助调查中，记者的身份是知情人或证人，其协助应以自愿为前提，警方不得强制传唤，更不得限制记者的人身自由。但从报道情况看，记者被河北平山警方“请”去协助调查，时间达5个多小时，其间多次要求离开未被允许，这已涉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如果不是上述情况，而是针对记者本人进行调查，则记者的身份就成了违法嫌疑人，警方确实有权强制其协助调查，但问题在于，记者对“问题蛋”进行调查采访，是正常履行职务，其违法性又在哪里呢？况且，即使把记者当作违法嫌疑人，强制其协助调查，并限制其人身自由，警方也必须办理相关法律手续。否则，仍然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如果仅因记者采访报道了“问题蛋”事件，警方为了地方利益而强行干预，则属于权力滥用，是对记者采访报道权的肆意侵犯。记者被视为“公众的眼睛”，是社会及公众实现知情权的重要途径，侵犯记者采访权，实际上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侵犯。警察权和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公权和私权，二者本应和谐共处、相互支持。如果警察权逾越法律界限，肆意侵犯记者权利，则为法治国家所不容。

　　对于警方强制记者长时间“协助调查”，上级应当介入，查清事实，追究具体执法人员和主管领导的责任。长期以来，在一些地方，记者的采访报道权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和保护，时常发生被公权力机关肆意侵犯的事件。而公安机关因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地方，导致警察权过度地方化，也成了一些地方打击报复记者的“帮凶”。解决二者的紧张关系，一来，亟待加强对记者采访报道权的法律保护；二来，应严格规范警察执法，防止警察权被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