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元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广州新型城市化战略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南方日报记者 符超军 摄
■人物简介
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是国内最早开展新型城市化领域研究的学者之一,由其领导的课题组,每年都会推出一本“中国新型城市化年度报告”,对全国50个代表性城市的新型城市化水平进行评估。
昨日上午,受广州市委邀请,牛文元在市委全会上专门做了以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为主题的讲座。讲座结束后,牛文元教授接受了南方日报的独家专访,就广州探索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前景与挑战发表了看法。
广州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顶层设计
南方日报:作为国内最早开展新型城市化领域研究的学者,您觉得中国城市为何需要探索新型城市化的道路,它与传统城市化的区别在哪里?
牛文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有一句名言:21世纪对全人类影响最深的事件有两件,一个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市 化。但是以往中国传统的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创造了大量财富,提升了生活标准;另一方也加大了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造成更加显著的贫富差距。同时, 中国的城市发展还面临着财富持续增长压力、人口与就业的压力、土地资源供给压力、能源与水资源压力、生态环境改善压力、基础设施配套压力、社会保障体系压 力等七大压力。
传统城市化造成的城乡分离、城际分离,目前已经明显地影响到当今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这对全面达到小康、实现共同富裕和建设和谐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如何走出这条困境,已经成为当前化解深层次矛盾的关键所在。而新型城市化战略将是破解整体发展瓶颈的有效选择。
新型城市化的战略框架,可以归纳为六个“坚持”:坚持在区域基础上实现创新发展与绿色发展;坚持实现城乡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坚持实现城乡人口、 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互相统筹;坚持实现农村与城市的共同发展与和谐发展;坚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质化;坚持以城乡之间和城际之间摄取财富和分享财 富的机会平等为标志,逐步减缓和消解城乡二元结构,达到共同富裕。
南方日报:在去年底举行的党代会上,广州首次提出要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您如何评价广州的这一转变?
牛文元:近年来,内地不少城市也有过类似的提法。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这些地区的领导人思路不落后,调子也很高,但实施起来效果不尽如人意,战略和现实的接轨有一定差距,这说明这些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没有到一定程度。
但是,我认为广州是有这个资本的。广州是国家认可的中心城市,已初步具备全球公认的五大能力:创新能力、领导能力、示范能力、包容能力和服务能 力。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广州已具有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即积聚又扩散的枢纽功能,也是集知识、研发、制造、产业、 金融、贸易、物流、服务、会展、旅游、文化为一体的全方位的财富集聚高端。走到了这个阶段,广州要想再上一个台阶,必须面临新型城市化的挑战。
事实上,在北京的学术界,大家也有共识:广州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顶层设计,这会让广州在短时间内有较大的提升和改变。同时,广州作为先发城市,对中国其他城市的转型也是一个榜样。其作用就好比当年的特区,我们对广州的未来抱有很大希望。
要同时完成效率和公平两大任务
南方日报:在探索新型城市化的道路上,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牛文元:新型城市化需要同时解决两大问题:其一,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城市不发展,就没有底气和号召力,城市财富还要继续积聚、效率还要继续提 高、竞争力还要继续提升;其二,在城市保持发展的同时,要把城乡差异、贫富差异、区域差异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梯度上。这两个都是新型城市化需要完成的战略任 务。不过要同时顾及,确实是比较难的。
南方日报:广州要继续提升竞争力,您有什么建议?
牛文元:我觉得广州可以在以下六个方面努力:一是率先实现由传统城市向智慧城市的转型;二是高起点的创建新一代“数字家电集成系统”和“家庭机 器人”的研发和制造中心;三是发展以智能中英对讲机为代表的“无碍文化交流”集群;四是积极投入新型节能环保产业集群;五是创建全球高科技知识市场、全球 知识产权和交易平台和最新技术发明的展示中心;六是构建绿色发展的世界级示范区。
南方日报:在促进公平方面,广州又应该做哪些努力?
牛文元:经济发展会产生正的作用,也会产生负的作用,比如拉大贫富差距。所以广州要把确保公平正义,调整城乡、区域之间的关系摆到更加重要的地 位,通过合理的制度建设,保证发展机会的均等化。新型城市化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包括土地权益制度、户籍流动制度、城市管理制度、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 基层民主建设制度、城乡文化多样化制度。
总而言之,希望在新型城市化战略的总体框架下,广州能在我国率先创立人与自然和谐的城市发展模式,创立人与人和谐的城市社会公平模式,从而实现科学发展、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调整城市布局才能根治“城市病”
南方日报:传统的城市发展带来了不少弊端,越来越严重的交通拥堵就是一例,您领导的中科院课题组去年还公布过国内几个大城市的平均上班时间,广州是36分钟。您觉得新型城市化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牛文元:目前中国特大城市的城市病,主要表现在就业、环境、交通、城市安全等几个方面,老百姓抱怨最多的就是环境和交通。去年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全国15个大城市因为上下班交通拥挤而造成的损失,每天大约是10亿元左右。
交通问题的根源,主要是城市空间布局的不合理,政府、企业、医院、学校、商店过于集中在城区,带来了频繁的人口流动,最终必然导致拥挤。修路,或者说增加公共交通,并不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就必须客观上减少人们的出行需求。
我觉得,这就需要城市布局的重新调整。过去的城市化,是一种单向流动,就是农村的人大量流向城市化,新型城市化需要构建双向流动,农村人要流动 到城市,城市人也要向农村流动,把城市的功能、工作机会流动出去。比如说在国外,有的大学、有的企业,会把部分学院、车间、部门迁移到郊外去,提供稳定的 就业和良好的公共服务,从而形成新城区,分散城市的压力。
政府需要做的,是要把公共设施做好,比如提供便利的交通和配套设施,另外,还要通过规划和政策倾斜,在当地配备高质量的医疗、教育、商业机构,要做的比城市更好,让人不再需要每天往城市中心跑。这不仅能解决交通问题,也能促进就业、改善城市环境。
不过,这种流动政府要注意不能强制,如果搞得像上山下乡就不得人心了。
南方日报:您觉得广州对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探索,对整个珠三角会有怎样的影响?
牛文元:新型城市化道路,就是强调要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不会产生更加严重的二元结构,城乡要一体化发展,区域也要一体化发展。这个区域,不仅包括广州的各个地区、也包括珠三角乃至于泛珠三角。
将来城市的发展,不可能是单个城市的异军突起,新型城市化必然不仅仅作用于广州,也要辐射到城际之间。这就好比我们在平地上建塔,我们希望塔越建越高,最好能像“小蛮腰”,但是塔的基座也要慢慢提升,梯度不能拉得太大,否则容易失衡,塔就会垮掉。
作为省会城市、珠三角的中心城市,也是国家的中心城市,广州探索新型城市化的经验,我相信会扩展到整个珠三角、泛珠三角,会扩展到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