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重建端赖个体参与机制

近段时间来，人们对当下中国的“道德滑坡”现象颇多忧虑。从举国关注的“小悦悦事件”，到医院误把活人当死婴的新闻，再到不断发生的路人扶老被讹事件，无不提醒人们，国人的道德水准似乎江河日下。尽管笼统地说国人道德堕落了恐怕有失公允，但无论如何，人们的焦虑和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当今社会无论是公德、私德、官德、职业道德，出现了普遍性的滑坡。中国人的道德人心出现了什么问题？中国社会如何重建道德？近日，中央也连续出台举措加强对官员道德的考核。在此，我们约请著名批评家刘洪波、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撰文发表看法，并刊发《南风窗》记者石勇对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的专访———

人心变坏的基础或背景

石勇：在社会不公正的强大力量冲击和包裹中，一个人要让自己心理不失衡、不变态，精神不崩溃，需要一种“情感支持系统”。

王晓明：对，譬如爱情，像电视剧《蜗居》和《裸婚》所展示的，在今天，除了相爱之外别无所恃的年轻人，多半困难重重，压力越来越大，心情越来越坏，现实的算计逐步压倒青春的欢乐，贫贱夫妻百事哀……

石勇：精神分析大师弗洛姆说，爱和创造性的工作是人克服和世界的分裂的重要途径。这两条路都被阻断的话，社会必然出现病态。

王晓明：再来看这位失恋青年的职场生活。今日的城市白领，无论国企私企还是外企，都经常碰到不能准时下班、周末出差之类的事，劳动时间被变相延长。更糟糕的是，公司运转越成熟，对员工心力的榨取也越厉害，尤其是那些薪水相对较高的行业，例如金融和IT行业，员工劳动的“心理强度”都明显增强，即便人是下班回家了，精神却松弛不下来，依然觉得很累。

石勇：您提出的劳动的“心理强度”这个概念很有意义，劳动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这可以解释一些白领的“过劳死”。

王晓明：看起来他是回家休息了，但他却没有从容的心情去读一本需要动脑筋的书，或者看一部需要集中注意力的电影或话剧，他甚至没有心情和父母多说说话，因为这也同样需要投入心力，要对别人保持关心和敏感。这样累得久了，连谈情说爱的动力也会消散：“我哪有精力啊……”

石勇：您所说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人心变坏的基础或背景。

王晓明：是。一个小孩日长夜大，他的精神和心理的自主性，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他进入社会和职场，对社会公正的信心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他和各种人交往，对非物质功利的情感和价值的体验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一个人的道德和精神状况的3个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对这3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后者，那就可以断定，“人心”大概不会好。

社会上弥漫着不安和愧疚

石勇：专家坚持良知，会被视为不符合资本逻辑所决定的游戏规则，他可能很难混下去，除非出局，才会讲几句真话，假如确实有相应的学识的话。

王晓明：现在似乎是只有彻底放弃现实回报的人，才能坚持基本的底线。只要还有一点顾忌：家人啊、同事啊、所属的团队、学科、单位、学生……就很难完全守得住。特别是年轻人，有诸多的现实需要，也就随之会有诸多顾虑，要他在如此力弱的情况下顶住威逼利诱，事实上也很难。

因此，今天社会上实际弥漫着不安和愧疚感。良知并不会完全泯灭，只不过现在更多地表现为犬儒之后的不安。社会也就因此有了一种巨大的自我辩解的心理需求，需要发明形形色色的歪理，为伦理的失守辩护。在一些媒体和网络上，这种歪理真是太多了。

石勇：不能坚持良知而可以合理地得到辩护，由此形成几乎每个人思考和选择的共同的社会和心理背景，那实际上也等于说，出现药家鑫类的人，也不足为奇了。

王晓明：是。今天的大多数人其实都明白基本的是非，但他守不住，因此很不安，在这种时候，一旦参加某个公共问题或媒体热点现象的讨论，就本能地偏向那些能减轻自己这不安的歪理。药家鑫案中他的一些同学的言论，就是例子。

石勇：药家鑫案中有一种声音“假如是我，我也会这样干”，这种声音现在似乎比较流行。比如说，“我要是女人，也会当小三”。它背后有这样的逻辑：这是社会逼的，所以，不要问我有什么责任。但这样说话和行动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也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也会作为“社会”影响别人。

王晓明：一个人要能如此反省，前提之一，是他多少有一点介入公共事务的正面体验，他能由此———哪怕是部分地———相信，因为公众的努力，社会能够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