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经济高端访谈1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谢鲁江及经济学家汤敏就2012经济形势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2012年,国际经济环境依然动荡,不确定性因素依然在增加,此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2012年经济社会发展,要突出把握好稳中 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 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如何看待今年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如何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定调和所作调整?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发展教研室主任谢鲁江教授及经济学家汤敏。
文/本报记者赵琳琳
国际环境:
西方各国进入战略调整期
广州日报:如何看待2012年的宏观经济形势走向?
谢鲁江:从大背景看,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目前,我们遇到的不少问题都与之有直接关系。从国际层面看,金融危机之后,各个国家都进入了一个长期战略调整期。
就产业结构而言,目前西方国家缺少非常明显的、强有力的、具有全局拉动性的经济增长点;要想形成这样的产业平台需要一定时间,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欧洲、日本而言,都进入了重大战略性的调整期。
从体制和社会利益关系看,二战以来,西方各国的社会发展基本上都以塑造中产阶级为主体,一方面缓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中产阶级能够形成很大的 消费力量,拉动经济增长。但现在,这样的发展路线也需调整,比如,在欧洲,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来实现的国家高福利、高保障的福利国家体制,已经使不少国家政 府债台高筑。这类国家要走出困境,面临着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所以各国的战略调整期将会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
广州日报:从国内的经济发展环境如何来看?
谢鲁江:就国内而言,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我们取得很大成就,同时也积累了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在经济上也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问题;另外,现在进入了一个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所以,我们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也很多。过去,在外部经济环境相对宽松的情况下,可以全力开拓国际市场,但 现在,在内部和外部都面临一些困难的情况下,一些问题需要依靠我们自己解决。所以,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在“十二五”期间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比“十一五” 期间要复杂很多,任务也更艰巨。当然,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因为世界各国都面临大调整。相对而言,我国较早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占了一定先 机。
此外,从产业结构和社会利益关系来看,我国也比较有弹性。因为我国的产业结构高、中、低三个层次都有,且我国国内市场广阔,又正处加速推进工业 化、城市化的进程之中,社会需求层次也非常丰富,这就给我们调整产业结构,同时维持经济必要的增长,提供了比较广阔的空间和比较充分的回旋余地。
宏观政策
强调需求和供给并重
广州日报:您如何看待此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亮点?
谢鲁江:我归纳成四句话,一是稳住总量。不要出现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也不要出现较大的经济滑坡;二是突破结构。在结构调整上争取取得重大的突 破、明显的进展;三是深化改革。包括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深化金融体制、财税体制的改革,包括建立城乡统筹机制。四是改善民生。在稳定总量的 情况下,抓住整个战略性结构调整机遇。因为,现在大家都进入了一个较长的结构性战略调整期。稳住总量是为了保证结构调整;结构调整能够取得重大突破,对我 们抓住历史性发展机遇有利;突破结构最终还是要解决经济和社会统筹协调发展的问题,通过深化体制改革、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改善民生,可以使我们整个经济和 社会发展取得更大成绩。
广州日报:怎么看待此次会议中的一些方向性调整问题?
谢鲁江:我觉得,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调整力度很大,其一,是从应对危机转向了摆脱危机。就应对危机而言,在危机中,中国经济并未滑坡,还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且经济结构调整、城乡统筹等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还推进了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方面工作。
而现在进入结构调整期,最重要就是如何摆脱危机,接下来,真正按照我们自己的战略部署和现代化目标推进发展。在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非常明确的表现出这种转向的态势。
围绕此态势有几个转变,首先,在宏观政策上,基本从过去以需求管理为主的政策,转向强调需求和供给并重的政策。需求管理主要是总量调控的政策,而这次经济工作会议就很明显,在强调坚持总量调控政策得同时,还突出强调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具体措施
通过减税促经济发展
所以,我认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个明显表现就是,除了继续采用需求管理政策来稳定宏观经济局面外,还强调了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要求,其中,最突出的措施就是减税,这就表现出一个非常大的政策调整或者转变。
其二,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非常重视民生问题。会议指出,要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也就是解决如何统筹协调好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和重视解决社会矛盾、加强社会管理之间的关系。此前,不少人一直在讨论的“拉美化现象”或“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等,实质上都是在讨论这个方面的问 题。我们既不可能放弃经济发展而只解决社会矛盾,也不可能只强调经济发展而不顾社会矛盾的解决。所以,就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来统筹协调来解决这个 问题。而统筹协调推动经济发展与解决社会矛盾的结合点,就是注重改善民生。社会矛盾的出现,本质上还是因为出现贫富差距等利益矛盾,这就需要通过改善民生 来解决这些矛盾。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改善民生上的力度非常大,涉及范围也非常广,比如,要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质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布局优 化;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养老等各类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提高统筹层次和保障水平,等等。
体制改革
抑制通胀对稳定至关重要
广州日报:此次会议也很强调体制改革,重点主要体现在哪里?
谢鲁江:此次会议对体制改革的强调力度比较大,其中,我认为重点是金融及财税体制的改革。另外,城乡统筹改革也很突出。三农问题的解决,对于维 持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稳定的有机统一至关重要。现在,我们希望通过城乡统筹来推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城乡统筹的最终结果是要推动城市化,城市化本身又可以 拉动经济增长和解决社会问题。所以,这也是在寻求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筹结合点。我觉得,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这方面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措施非常明确。 而这些都是在解决深层次问题和长远发展的问题。
此外,从稳定当前经济形势来讲,仍然将抑制通货膨胀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避免使其成为一个干扰经济发展全局和战略结构调整的因素。为了消除国际 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我们已经付出了三、四年时间,这干扰了我们许多改革步伐的推进,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体制改革和处理一些深层次、大范围的社 会矛盾等。处理通货膨胀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同样道理。如果物价水平太高、或者经济增速下滑过多,就会干扰我们抓住这个重要战略调整机遇期的全局性工作。这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今年经济发展基调为“稳中求进”,这个“稳”字也说明经济保持稳定、稳健很重要。在保持宏观经济形势基本稳定的条件下,加快推进经济 发展方式的转变,加快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这就是求“进”。
改革一旦到位,就会释放出很多经济发展的能量
最大不确定性存在于房地产业
广州日报:如何看待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外部环境?
汤敏:今年的经济形势是非常不确定的一年,从国际方面看,欧债危机还在继续演化,是否会给欧元区带来更大问题仍存变数,特别是,3月份,意大利 也有数额巨大的国家主权债务到期,会给欧债危机的演化带来何种影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美国经济状况相对好于欧洲,但同样也存在许多问题,加之今年又逢美 国大选年,经济发展也有很多不确定性。日本经济可能还会缓慢增长,并且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由于国际经济整体不景气,发展中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比去年降低很多。就国内情况而言,也并不乐观,最大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存在于房地产行 业,自去年10月开始,很多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开始下滑,房地产公司的债务问题凸显,一部分房地产商资金链出现问题,房地产投资迅速减少,加上房价究竟会下 跌多少仍存变数,房地产行业的整体下滑给地方政府收入带来的影响,对国家整个总体布局投资的影响,以及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几十个不同行业又会受到多大影 响,这些都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所以,我想,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会比去年再趋缓一些,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只有加速改革才可能得到增长的动力和引进投资的动力。尽管中国经济存在 很多问题,但反过来说,其发展潜力也非常大。就是由于我们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不完善,而这些改革一旦到位,就会释放出很多经济发展的能量。
增长速度慢一点质量好一点
广州日报:你怎么看待今年经济工作“稳中求进”的基调?
汤敏:首先,说“稳”是要稳在什么上,是稳在两位数的增长上,还是稳在8%左右的增长上,这本身就很不一样。我觉得目前情况下,通货膨胀的风险 还没有完全过去,这时候我觉得更应该关注增长的质量,而不是追求增长的速度。如果我们要去追求增长速度,特别是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追求增长速度,就又会重 启宽松一些的货币政策,以及又会去投资一些大的基础设施,而这都是一种短期内能刺激,但长期负面效应非常大的做法。所以,这时候,宁愿增长速度稍微慢一 点,如果增长的质量比较好,可能是更可取的一个方式。
为什么要追求高增长?就是因为有一定的增长才能保证就业,在目前整个市场就业偏紧的情况下,大量企业还招不到工人,劳动力工资整体增长比较快, 这时候经济稍微增长慢一点,其实对劳动力市场影响并不是很大的。所以,稳住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和保证增长质量,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今年 更可取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