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岁末，盘点一年的重要事件，乔布斯的离世显然要算一件。作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企业家，他带给全世界的决不仅仅是让用户爱不释手的一系列苹果产品，也许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经久不衰的企业家创新才能。正是这种创新才能构成了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也成为美国独领信息经济时代风骚的秘诀。

    对于一直在强调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以便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中国而言，乔布斯式人物的可贵自然无庸赘言。就在前几天，温家宝总理在江苏调研时还念念不忘地期盼道，中国要有“乔布斯”，要有占领世界市场的像“苹果”一样的产品。联想到几年前，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曾有过“为什么上海出不了马云”的诘问。从“俞正声之问”到“温家宝之盼”，恰恰凸显出中国长期缺乏具有市场震撼力的、能够持续创新的企业家这一尴尬现象。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是政府重视不够？还是中国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太少？

    事实上，政府很重视优秀企业家的培育。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为了发掘本地的企业家可谓费尽心机，在实施鼓励性政策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以笔者在各地调研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各地政府往往有自己的一个重点扶持企业名单，能够进入名单的企业都是本地的佼佼者，甚至是国内某一产业的引领者。这些企业已经取得的令人骄傲的市场业绩，似乎证明其当家人具备成为优秀企业家的潜质，为了让这些企业家能够更快地把企业做大，各地政府通常会对这类企业采取各种扶持措施，惯用的有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譬如所得税的减免、用电用水的优惠价格、高科技项目的财政资助；力度更大的则是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方式提供土地和资金等生产要素。然而，这些政策措施却鲜有让政府扶持的企业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大企业的个案。

    答案也不应是中国缺乏具有突出创新才能的企业家。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事实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体制外的民间创业和民营企业发展所创造出来的，这说明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领域得到了大量运用。而且，在此过程中也确实出现过不少名噪一时的企业家，然而，他们的问题在于缺乏像乔布斯那样的持续创新能力。

    正如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曾经说过的那样，企业家才能在任何社会都广泛蕴藏，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繁荣，不能用企业家才能的多少来解释，而要看企业家才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用于生产性的创业创新活动，那么就能带来财富的创造；如果用于非生产性乃至破坏性的寻租活动，那么就会带来财富的消耗和社会的贫乏。鲍莫尔强调，企业家才能在这两种后果截然相反的活动上会进行怎样的配置，取决于两种活动给企业家所带来的回报大小，而决定这种回报结构的乃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即该社会的主导性制度安排。由此来看，制度环境才是能否成长出乔布斯式人物的决定因素。

    按照鲍莫尔这一分析框架，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中国为何缺乏乔布斯式人物这一现实意义重大的问题。笔者以为，正是政府对所谓重点企业的扶持政策让中国陷入到出不了优秀企业家的困境之中。这些政策一方面会对既有的发展势头良好的企业中的企业家产生捧杀效应，同时又会对潜在的企业家产生扼杀效应。

    所谓捧杀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优惠性扶持政策会提高投资的收益水平，从而给企业家传递产业发展前景的错误信息，导致企业家低估市场风险而在某一个产业领域进行过度投资，这种情形在各地政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譬如对于光伏产业，地方政府往往向一些明星企业采取优惠电价、用地优先且价格低廉、提供政府性风险投资等支持措施，助长了企业盲目扩张的冲动，结果一旦外部市场发生波动，它们则陷入到巨额亏损而难以为继。二是向所谓重点企业大量提供低价生产要素的政策，会诱使企业家将精力从主业偏离到具有短线赚钱效应的活动上去，从而最终丧失主业的竞争力。比如说，地方政府把一些地段优良的地块低价批租给重点企业，在过去几年房地产开发利润丰厚的大背景下，无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都有太多业内翘楚企业放弃主业转攻房地产的例子。一旦金融危机逼进，由于主业创新能力不足，加上房地产业的调整，不少企业就此一蹶不振。

    所谓扼杀效应也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掌握资源配置权的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把大量资源向所谓重点企业倾斜甚至通过市场进入管制为这些企业创造盈利机会的同时，那些潜在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却由此受到极度不公正的待遇。这些潜在的企业家不但比在位企业家获取资源的难度大、价格高，而且甚至会被取消进入相应市场的权利，从而降低了企业家才能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收益，对创新产生抑制作用。二是既然大量经济资源的配置权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那么，这必然诱使许多人把企业家才能转移到寻租用途上来，即通过勾结官员，共谋攫取社会资源来获得暴利，从而对在实业领域通过创新来获得财富的活动产生负向激励。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中国不缺乏具有成为乔布斯式企业家的人才，而缺乏这些人才成长为乔布斯的土壤。正如有网友调侃的那样，如果中国的相关制度环境不发生变化，即便乔布斯到了中国，也只能忙于到民间去借贷、设法向土地部门拿地、热衷制造山寨产品、投身房地产开发、天天“跑部钱进”，没有心思去贴近市场做产品创新。制度环境调整的一个关键之处就在于政府角色的转换，如果政府能够放弃运用行政手段去配置各种经济资源，转而为具有优秀企业家才能的人们创造更好的宏微观经济环境，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一定会涌现出像乔布斯一样的世界级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