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李克强副总理出席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并讲话。李克强指出，基本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必须确保的公共服务。要进一步加强空气污染防治，修订并发布空气质量标准，抓紧做好增加PM2.5监测指标的准备。

    近来一些地方出现严重的灰霾天气，令公众对PM2.5的关注迅速升温。这种直径小于2.5微米的空中悬浮颗粒，被称为“消光主因”“健康杀手”，乃国人眼中不折不扣的“小粒子、大问题”。虽然环保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已考虑将PM2.5纳入常规空气质量标准中，但这一预计2016年才实施的限值标准，实在是远水难解近渴。而前不久，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邵敏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去解决PM2.5的问题，全世界都少有先例。”

    不错，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在解决了煤炭燃烧物的污染问题之后，才出现机动车尾气和其他有机污染问题的。正如邵教授所言，“这些气候变化的问题，是一个接一个地发现、解决的。”但一个一个地解决，跟后发国家集中通盘解决，边发展边解决，又有多大的本质区别呢？毕竟别人已经积累了很多先进经验和技术，我们几乎可以拿来即用。我们的问题无非更集中或者再加上更严重一些罢了，解决的思路却是一样的。

    “发达国家一百多年走过的路，我们用差不多二三十年就走完了。”的确如此，通过跨越式发展，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走，在经济总量等方面已赶上甚至超越了不少西方国家。那么，我们也应该有能力再创造一个“先例”，集中解决灰霾天气之类问题，把PM2.5控制住，不让它危害民众健康、消解发展成果、拖继续发展的后腿。否则，如何可持续发展？即便发展能继续保持高速、快速，假如代价是民众健康受损、国民素质下降、医疗卫生投入和社会管理成本剧增，那么发展又有何益何利？

    为了追求或保持更有价值的东西，有些东西是必须放弃的。正所谓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在发展和污染这一对矛盾中如何把握好度，看似复杂，其实想明白了也很简单。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有各种各样的指标和目标，但归根结底，最大、最终、最根本的目标或者说目的，却是最大化地增加和改善国民的福利。这其实就是“舍得”的标准。

    中国的经济在快速增长，全世界的技术进步也是日新月异。相较于英国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和美国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洛杉矶烟雾”等等，我们现在解决污染问题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不知高明、高效了多少倍。况且，这方面的“先例”其实很多，就看我们有无决心、舍不舍得花点力气、投点财力、牺牲点眼前利益，去着力解决了。

    环保部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将PM2.5纳入时限预定在2016年，似乎显得过于“闲庭信步”。一方面，从我们目前已拥有的技术手段看，这个目标太保守；另一方面，经济在发展，污染也在恶化，一些地方的恶化程度甚至超过了发展速度，因此必须“抓紧做好增加PM2.5监测指标的准备”，别等到四五年后再加大成本去治理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