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认为，农民工的两栖存在状态不适应国际惯例、生产力发展和城市发展进程，长期将带来诸多问题。首先，处在城市最底层的农民工群体长期遭到歧视，并受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保障、学龄儿童教育等不公平待遇；其次，农民工的流动性及工作状态，可导致企业用工短缺及用工成本的增加；此外，大量农民工外出背后也造成了空巢问题，直接导致发展不和谐、不平衡的问题。

　　黄奇帆介绍，重庆市自2010年8月以来，已经成功将305万农民工转入重庆及周边30多个城市群，年底目标为完成320万人由农村转入城市。他指出，在这项大规模的转移过程中，直面成本、传统观念束缚、利益调整等问题，因此一项全面优化的顶层设计显得尤为重要。

　　黄奇帆指出，顶层设计中需主要解决5个环节，首先，对于转户农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子女教育、就业、住房保障等利益机制，需要一步到位解决；其次，进城农民工需具备3-5年成熟打工经验，否则会对仍处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庆本身形成较大压力；第三是为避免对主城区的道路、能源、教育、卫生等资源形成过大压力，转户农民将以3:2的比例合理分配在主城区及周边30多个小城市群；第四，由农民工入城产生的近4000亿元成本，将分别由政府、企业和农民工本人分担，并在未来15-20年支付；最后，农民工户口迁移之后，还需要保障其在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等财产权。

　　基于以上设计，才保障了重庆在如此大规模的转户过程中保持平稳。

　　城市化进程并不是城市原有人群的自我提高，也不是农民在未来某一时间被遣散回农村，而是真正减少农民、将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的过程。黄奇帆还表示，城市化进城也是不可设计的，而应该是几十年自然而然、持续推进的进程。

　　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下市场整体需求不足，中国向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转型过程中，农民工可以带来10万亿美元以上的市场需求，因此将成为内需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处理好农民工问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至少将再持续20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也可以推迟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