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院士”引发的争议远未结束。据《新京报》报道，中国控烟协会已向中国工程院递交信件，请该院重新评估关于“降焦减害”研究成果。甚至有专家在12月15日的座谈会上称，希望重新评估“烟草院士”谢剑平的院士资格。接受信件的中国工程院人士称，将会按程序提交建议书。不过，工程院有关人士认为，重评烟草院士资格“似乎不可能”。

    出现“烟草院士”，不少舆论将责任归于工程院，认为其责任有二，一是评审的学部不对，二是参与评审的院士没有相应的健康伦理道德。这有一定道理，但还需要思考的是，我国院士评审是有公示环节的，为什么在谢剑平被列为院士正式候选人（这是第三次）、通过第一轮进入第二轮之后，都没有相关领域的人士提出异议，却在“木已成舟”之后再提异议呢？前两次公示，不就白公示了吗？

    这其实是值得公众和专业人士反思的问题。为什么当初不把公示当回事？假如第一次列为正式候选人时，就像现在这样讨论，料想其很难顺利当选院士。假如当初舆论强烈质疑，假如工程院不接受，那么这就是工程院的全部责任，公众有理由要求重新评估其当选院士的合理性，并启动调查，诘问其不回应公众的理由。

    但这一系列“假如”似乎是对公众的过分要求，公众毕竟受专业和精力所限，不可能把院士评审盯得那么紧。鉴于院士评审的特殊问题，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在院士评审中，设置了两轮公示。客观而言，这一名单，在业内比较受关注，同行关心谁入选谁落选，而公众却不太关心，认为这是过程性结果，不是最终结果。这同时也是大众媒体的态度，通常情况下，在名单公示过程中，出不了什么“新闻”，进而，也难让公众关注这一事件。

    这次“烟草院士”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应该说是媒体报道的结果。这既体现了媒体参与学术监督的作用，也反映了“媒治”的弊端。媒体视新闻效应进行报道，那些被媒体认为没有多大价值的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的事件，就可能躲过报道，也躲过调查、处理。近年来，一些学术事件，就因为“级别不够”（学校层次、当事人身份等）而引不起媒体的兴趣。进而，那种期待公众参与监督，促进学术评价更客观、公正的想法，也有些靠不住。

    笔者一直认为，学术评价不能是“司法评价”，也不能靠“媒体评价”，而必须是“学术自身评价”。在科技先进的国家和地区，类似学术机构的院士（或称协会会员）以及科学奖项（诸如诺贝尔奖）评审中，根本就没有公示环节，在结果公布之前，谁是被提名者，公众不知道。但这样的评审却基本保证了公正性，很少有激烈的争议，尤其在科技类奖项的评审中更是如此。之所以“秘密”的评审能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坚持学术同行评价，行政和利益因素难以介入。

    对“烟草院士”的质疑被媒体报道，说明“公示”这一办法难以救济院士评审的公信力；而大家要求重新评审，其实否定了目前院士评审的基本程序设计——顺从舆论，则是学术评价在舆论评价面前低头。突破这一双重两难，根本上还是要形成院士评审回归学术声誉，而不是被各种利益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