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一大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干大事

　　重庆的一个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干大事，主要是政府要解决极高的建设成本问题。重庆的土地开发成本极高，它的一个开发特点是地形变化较多。现在重庆的发展主要是向北和向两翼扩张，用隧道、桥梁、高速公路把原来未经开发的两条沟纳入到主城区开发的范围内。现在重庆主城区面积翻番，从原来的不到600平方公里翻到现在的1200平方公里。巨大的土地资源转化成土地资产，再变成土地资本，这个跳跃过程产生了巨额的资本化收益。由于重庆的开发成本过高，一般的私有个体经济很难在这个领域中发挥作用;而且重庆的开发条件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进行谈判的结果，重庆得到了十二条优惠政策，因此一定是规模相对较大的国有公司才有可能承担如此巨大的开发成本。

　　此外，重庆的开发条件和沿海不一样。沿海的开发，比如珠江三角洲是行政村一级，是开发本地农民的土地，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一个珠三角的县级单位每年差不多都有60亿左右的地租收益拿回来分给农民，而且这不是用政府资本，至今珠三角资本中80%是以港资为主，不是国有资本。重庆是完全不同的类型。重庆的开发主要是土地资源的扩张，在这种条件下一定是高投入的，而且这种高投入只能是相对有规模的国有大公司才能做得了。

　　两大资本的扩张是重要突破

　　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一方面，重庆因土地开发成本成倍的甚至是两倍多的高于沿海地区，高于长三角、珠三角，因此不具有引进外资的条件;另一方面，在以往的重庆国企改革中，我们把原来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打散了，分别做的微观改革，因此不再具有一个完整的产业结构。这两个制约是非常严重的。

　　现在为什么说两个突破，其实是针对这两个制约的。重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是外资的进入，第二是本地国有企业的全面重组。我们想解释，为什么重庆能够短期内大规模吸引成规模的外资，为什么重庆能够同时使得本地以所谓“八大投”为代表的地产业得到很快的突破性增长呢?

　　土地资源规模开发使得产业链的全部环节，从研发、到一般的零部件生产、到最终的包装和出口，都集中在一个有限的地域范围内，这就意味着把一个产业全部的外部性成本内部化处理掉了。这点和我们目前所有的因产业分散、不能集中而遭遇到产业升级困境的地方有异曲同工之妙。重庆因为是一张白纸，新开发的两个沟，原来完全是农地，没有工业，这样才能把主城区的第二产业，按照产业分布的一般规律变成产业集中的块状经济，这是重庆产业资本崛起的重要内涵。吸引外资进入只有利用产业相对集中的优势，只有形成块状经济才能把所有的外部性成本内部化。要吸引外资进来，不做产业整合不可能的。我举一个例子，既然浙南是中国市场经济程度最高的地区，为什么外资进不来?从制度经济学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交易成本太大。重庆为什么可以地处内陆山区却能有成规模外资进入，原因就在于此。

　　地产资源的翻倍和对地产的开发，把重庆城区的面积扩大了，城区“退二进三”，使城区地产增值，就实现了第二财政。由于地产开发主要是国企在做，于是国企的收益变成第三财政，成倍地扩充了重庆地方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和民生新政的财政条件。地产开发只能“八大投”干，效率才高，才能克服高成本。

　　“三项运动”推动四个转型，落实五大目标

　　官员和体制的腐败和灰色经济的普遍化泛滥是完全一致的。外资大规模进入必须得先清除掉本地高度灰色化的地方经济。灰色化在大多数地方是一个普遍趋势。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清理灰色经济，只抓官员腐败，只抓警察队伍建设是没有用的，因为这种经济基础是不能建立正规的信用制度的。想要形成契约关系、形成市场经济，那是徒劳，因为面对的是面广量大的灰色经济。这是中国特色吗?——不是，世界各国都这样，连美国灰色经济都很大。去年《经济学家》公布了一个报告说，近年灰色经济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如果把乡村经济的规模纳入进来，中国经济的规模绝不只是5万亿。

　　为此，重庆开展了“三项运动”：干部“三进三同”、大下乡、唱红打黑。通过这些措施让原来已经在重庆填满了经济空间的灰色经济，即使不能被清除，至少也应该被弱化。如果它充满了重庆的经济空间，红色的国有经济和白色的外资经济是长不起来的。原来的灰色经济，形成的是灰色治理，就包括一部分官员和警察的腐败，如果不能通过“三项运动”，使得社会群众被动员起来，实现再政治化，就不可能支撑重庆现在的这种发展战略。所以我们说，重庆通过“三项运动”来改除灰色经济，实现了良性治理。

　　在这种情况之下重庆启动“三项活动”，无论是去农村下访，还是干部大下乡，还是“三进三同”，所有这些都是清理基层灰色经济的做法。目前国内很多地方学这种办法，干部下乡去，是很好的办法。

　　唱红绝不可以孤立干。很多内地省市只学唱红是错误的，唱红是打黑的配合手段。“唱读讲传”重新树立正气，如果不同时打黑，如果黑社会泛滥，还唱什么红?谁信你?更要注意的是，唱红主要是对中下层社会有作用，当要重新形成两大资本突破的时候，直接要处理的是中下层之间的利益矛盾。怎么处理?只靠市场交易行吗?不太可能。所以这几项运动本身，实现了从原来改革中的社会“一切向钱看”的去政治化、经济化变成社会的再政治化。没有社会的再政治化，没有社会的再动员，实现两大崛起是很难的。所以系统地看重庆经验，应该知道它不是所谓特殊经验，而是可以上升到一般经验来认识的。

　　这样的三项运动导致重庆出现了四个转型，然后就会实现五大目标——五个重庆。

　　重庆经验的意义

　　重庆的区位与新世纪中国南向的区域整合战略是高度结合的。在二十一世纪的地缘竞争中，如何利用中国的区域发展的优势来形成地缘整合，或者叫做亚区域整合，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角度。重庆是整个中国的各种经济区中最靠近西方的一个区域，如果在西南建立了重庆这样一个产业平台，就可以使我们国家的产业延伸到孟加拉，甚至再往前，也就是对印度洋构成一个战略前突。

　　在产业过剩条件下，西方是战争的方式，中国是整合的方式，这是中西方不同的特点。我们的产业整合就包括区域整合和亚区域整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主要面临的挑战，是发展问题。其实，发展问题现在主要是过剩的问题。过剩的资本包括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三大资本同时过剩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有区域发展的战略调整，就很难理解现在的很多政策措施。所以从重庆经验上升到战略高度来看，我倒觉得，对重庆经验的认识，还不好只停留在个别的或者特殊性的认识上，我们还需要把他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如何参与国际竞争，过剩产能如何释放，区域整合如何操作等问题结合起来看。

　　总的来看，重庆经验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可能走出西方发展主义的巢臼，因为它从亲资本体系转向了亲民生体系。第二，它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土地制度创新性地结合起来。第三，重新塑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四，增长理念转变，重庆发展从排斥性增长转变成了包容性增长。第五，重庆的探索从一般的所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升级到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重庆现有的五大目标正是向生态文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