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济南廉租房实物配租家庭低收入标准是“家庭成员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低于16642元”。李红一家不过超标十几元，却被要求“退房”，听起来是个很过分的规定。新闻之后，一片怨愤腹诽之声。如果联想起诸多廉租房与宝马“婚配”的桥段，又或者三公浪费与贪腐数目云云，这“十几元钱”就显得格外委屈。

　　悲悯归悲悯，规定就是规定。国务院办公厅于9月底发布《关于保障房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意见中对退出机制提出了明确的规定：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承租人经济状况改善，或通过购置、继承、受赠等方式取得其他住房，不再符合相应的住房保障条件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腾退；逾期不腾退的，应当按市场价格交纳租金。严格说来，别说高出“十几元钱”，就算是只高出“一元钱”，也当恪守契约、履行“退房”手续。

　　道理并不复杂：一者，廉租房等保障房本身就属于兜底性政策，如果没有一根刚性的红线，很容易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出现“应保不保”的状况，规则一旦被执法弹性所突破，更弱势者就可能被排挤在保障责任的外头；二者，这也不是规定合理不合理的问题，既然是底线，就必然有一个“谱”——只要有“谱”，就必然有超出或少于其一点点的“范畴”，制度的公平，应保障的是大多人的公共利益，而不可能在每个客体层面确保绝对的公平；三者，退出廉租房并不代表就将其推至“风餐露宿”的境地，譬如当事人如果符合公租房的条件，租金也有可能按照公租房的标准来交——换言之，“退房”本身就是捍卫制度正义，而公共政策应当以救济或福利的姿态确保退出公民的合法权益。

　　在超标十几块元的问题上，我们似乎在“呼唤”变通之计。但如果让我们自己来“分蛋糕”、又或者我们饥肠辘辘在“等蛋糕”，恐怕就恨不得标准的头上悬一把最锋利的刀。立场决定态度，利益决定立场。于我们这个社会而言、于我们的切肤之痛而言，今日缺少的恰恰不是“变通之计”——而是坚守约定、绝不变通的底气。满大街都是“最终解释权归××所有”，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多已异化为“合法伤害权”……不难想见：如果按照“十几元钱”的级别繁衍下去，开宝马的住廉租房恐怕连谴责的法条都找不到了。

　　一切凌驾于制度之上的善意都是值得警惕的。超标十几元就是应该退出廉租房——这和59分就是不及格是一个道理。当我们要求权力自制自重的时候，切不可因表象的悲悯又给制度开出“人治”的口子。信任制度，就是要相信在制度之内，即便有一时的严酷或无情，而最终仍能得到权利与自由的美好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