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西宜黄拆迁自焚，到广西北海银滩强制拆迁，近些年来，违法违规强制拆迁及各种恶性事件时有发生，不断上演的强拆悲剧在社会上引起恶劣影响。今年1月21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正式实施，这一条例被认为是利用司法途径阻断强拆的法律依据，也视为防止暴力拆迁的制度进步。然而，新拆迁条例实施近一年，并未能从根本上遏止暴力强拆事件的发生，相反湖南株洲、安徽阜南、山西大同、贵州茅台等地仍然接连上演暴力“血拆”悲剧。

　　要问及新拆迁条例的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是改“行政强拆”为“司法强拆”。诚然，“行政强拆”改“司法强拆”确实是一种进步，改变了过去拆迁中政府为所欲为的局面。广州市海珠区龙南六巷六号，这是一栋有着50年历史的三层红砖楼，2006年开发商获取了“海珠区南田路龙田直街地块”的开发经营权，李雪菊居住的这栋红砖楼也被圈在了开发商的版图之中。从此，她开始了一段跟开发商长达五年多的拉锯战，也顶上了“广州最牛钉子户”的帽子。而这个长篇故事在日前画上了句号。尽管其间李雪菊一家曾经被扔蛇、扔死猫、放汽油，后来还被挖了“护城河”，尽管业主与开发商都显得疲惫，但双方的各退一步让事情总算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在法治环境较为良好的广州，这是值得欣慰的。

　　但是，广州“最牛钉子户”谢幕了，却不意味着拆迁的困境就能得以解决。同样，“行政强拆”改“司法强拆”是一种进步，却不预示着司法强拆顺理成章就是根治拆迁问题的灵丹妙药，没有相应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前提，司法路径杜绝强拆也只能是异想天开。9月9日，最高法院公布了《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指出必须慎用强制手段，凡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当事人以自杀相威胁等极端行为、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等恶性事件的，一般应当停止执行或首先要确保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拆迁问题牵涉太多的利益链条，在强迁问题上，司法机关面临的困难与之前相比没有丝毫改变，对拆迁本身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并没有实质变化。如果行政拆迁本身缺乏实质正义，而法院依法所进行的审查又仅限于形式性、程序性，必然在被征收、拆迁的对象中造成猜疑，从而沦为“转嫁矛盾”的挡箭牌。在这种情况下，强拆是姓“行政”抑或姓“司法”又有何区别，却白白搭上了甚为无辜的司法公信力。

　　司法强拆比行政强拆公正是以假定司法相对超脱，不受地方行政和其他外力干预，从而能兼顾和平衡各方利益为前提的。但是如果不明确规定地方当局和任何其他外力都不得进行任何干预，不得指令法院强拆，行政强拆发生的问题就同样会在司法强拆中重演。一些基层法官坦言，现行司法体制之下，对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作为被告的案件，基层人民法院在受理、审理、执行中，往往对来自行政机关的干预和障碍，难以排除和克服。这当然不是强拆问题所面临的独有的司法困境，只是这样的困境在强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应明确强制执行的实施主体，将“强拆裁决”和“强拆执行”分开。行政强拆的缺陷在于自己裁决，自己执行，缺乏监督及制约，最终导致权力滥用，为人们所诟病。同理，如果强拆由法院判决，由法院执行，也照样会面临司法权滥用的危险。

　　以“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拆”，必须要以建立和完善相应制度为条件为前提。否则，对消除暴力拆迁、野蛮拆迁，避免强拆中暴力对抗和被征收人自伤、自焚、自杀悲剧的效果和作用有限。目前看来，未能从根本上遏止暴力强拆事件的发生，原因恐怕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