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公职人员，道德举足轻重。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提出：“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的确，一个动辄用拳头说话的公职人员，面对矛盾纠纷时如何能理性处置、妥善化解？这不仅是基于常识的“合理推论”，也是来自个案的现实考量。

　　公职人员的道德表现，塑造着公职部门的公共形象。甘肃成县政法委副书记涉嫌犯罪，被停职并依法拘留；河南省汝南县公安局民警酒驾致5死3伤，也被批捕。虽然只是个案，当事人也已被法律惩处，但这些公职人员对部门形象、群众信任的伤害，却难以避免。

　　然而，从江苏沭阳将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个人品德纳入干部考核，到江苏南通将搞婚外情等不良行为纳入公职人员“行为禁令”，这些公职人员的道德建设之举每每引来热议。除了可操作性之外，更有关于公职人员“道德边界”的讨论。一些人认为，家庭关系、个人交往等，属于私人生活，关乎的是私德范畴，用以要求干部，有点触角太长。

　　的确，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分化，以及对个人隐私和权利意识的普遍认可，私域和公域的区分愈发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简单地从私德类推公德、以私德否定公德，显然会失之偏颇。动辄用GPS定位官员行踪，随意“人肉搜索”曝光公职人员及其亲友隐私，既不公允也不可取。

　　然而也要看到，公职人员掌握着公共权力、履行着公共职责、关系到公共利益，拥有不同于普通群众的特殊身份，对社会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当被视为社会管理者的公职人员，与暴力、酒驾、猥亵等刺目文字联系在一起，引发的道德波动，远远超出普通个体的失德离德、违法犯罪。即便是按照权责对等原则，公职人员也理应承担起公职责任之外的道德责任。

　　可以说，公职人员接受更严格的道德审视、更充分的道德培训，是公职之“公”天然的要求。而合理区分、妥善对待公与私的不同，关键则在于明确评判标准、找到校正准星。只有从标准上厘清公私界限，在制度上完善规范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内容，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顺应公众期待。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先贤提出的人生理想。把提高个人修养、处理好家庭私事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第一课，从做一个有爱心、有修养、有道德的人开始，最终做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当是“公家人”应有的人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