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街道办全面退出安徽铜陵的“政治生活”，而民政部表示这是一个“趋势”时，来自青岛的眼睛正在密切注视着这一切，以及它激起的官方、舆论反响。
　　目光里，有一丝质疑，一丝焦虑。但意味深长。
　　同样是对街道办下手，在铜陵获得举国关注的同时，青岛市市南区的“街道转型”改革已经进行了3年，但并没有被外界所知。
　　如果说铜陵是釜底抽薪，以减少行政管理层级来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青岛则是“渐进改革”的样本，保留街道办，强化和增加其职能，并把人、财、物等政府的公共资源下沉到社区，由此，街道和社区在发挥其提供公共服务、发展经济、加强社会控制的功能上都得到“盘活”。
　　在“街道办改革”上，这或许是“两种模式”之争。
　　但无论是铜陵，还是青岛，都仍局限于调整内部的权力架构、资源配置。改革的结果，在逻辑上往往意味着“全能政府”在基层、社区里的一种回归。
　　这正是今天的“社会管理创新”所面临的复杂性。
　　
　　“重心下移”
　　 在社会矛盾高发的今天，中国的“社会管理创新”，无疑都要干这两件事情：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控制政治社会风险。
　　由此，有了两个大的方向：调整内部的权力架构，从而间接地调整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界定国家与公民的各自活动领域，严格约束自己，把“自治”的空间还给社会。
　　很容易想象，安徽铜陵的撤销街道办、青岛的“街道转型”，都属于前者。
　　不过，对于面积30平方公里、人口54万的青岛市市南区来说，改革纯属自发。引爆点出乎意料。
　　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帆船比赛在青岛举行。当时整个青岛出动了15万人搞欢迎仪式，其中，市南区组织10万人。按照国家动员的惯例，市级机关和大型国企的人员作为“可靠的人”拉上5万人足够，但是，市南区却犯了难。
　　找10万个人头毫无问题，但要找在政治上、身体上都可靠的，却远非一件容易的事，得到社区居民里去找，而这得精挑细选，要有前期大量的基础性工作，非如此无以控制可能带来的风险。
　　似乎是一夜之间，市南区相关官员发现，从区到街道这些行政层级，其实是悬置于居民之上，看起来社会秩序得到有效控制，国家动员能力没有问题，但它们其实是另一套和社会无关的系统，已经脱节。
　　“那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基层的力量是相当薄弱的，当你要玩真的时候，原有的从区到街道的体制，在发动和组织群众上根本玩不转。”市南区委一官员向本刊记者表示。
　　很快，2008年9月，在“重心下移，固本强基”理念下，街道迈开了转型的步伐。
　　作为改革的“激励”，市南区把在街道工作和政治升迁进行捆绑，以现实主义原则召唤想闯想干的干部到街道工作。官方把它表述为“街道是培养干部、锻炼干部、选拨干部的阵地”。反向解读就是，如果一个官员不愿意到街道去干，相对而言，升迁的事情就不要去想了。
　　一位官员把这一激励所包含的合法性压力表述得非常到位：“你都不了解街道，不了解社区，不了解基层，有什么权利去制定政策？”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则说，“干部应该成为老百姓的熟人。”
　　按照改革思路，区政府有很多职能和公共资源要下沉到街道。方法和在全国各地无异，就是放权，将财政支付预算、城区建设管理、经济发展与服务等职能一并由区职能部门下放到街道。
　　由此，既有权也有钱的街道不再是简单的“政府派出机构”或“二传手”角色，它被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基层政府”。
　　
　　“合署办公”
　　在整个权力架构中，人、财、权、物向下配置到街道这一层还远远不够，还没有和居民直接面对。按照改革的预设，最终它要达到社区。
　　社区在理论上是一个“居民自治”的空间，但由于“社会”较为弱小，“自治”缺乏足够的资源。在这个“自治”空间里，国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交叉、重叠、冲撞，而后形成一体。
　　从市南区“街道转型”改革的一整套理念和方法看，街道的人、财、权、物下沉到社区，和区政府的人、财、权、物下沉到街道并无二致。它是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在社会领域进行配置的延伸。
　 　 这里，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街道党工委委员下到社区去当社区工作站站长，对社区工作负总责。同时，还有些公务员也跟着一起下社区，或在社区配置公务员、事业 单位编制岗位。按照关于“充实壮大基层力量”的官方解释，这么做是一个保障性的策略，使社区能够有资源和权威行使基本的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
　　市南区珠海路街道香港花园社区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小区。在这个社区里，社区工作站设了多个“社区工作者”岗位，从组织、维稳，到卫生、民政等，一应俱全。这样的社区，与人们平常所看见的那种溃败或散漫的“社区”，可谓有天壤之别。
　　让市南区很多人感到自豪的是，在社区里办事、活动、议事，从此不再“打游击”，“三个中心”（管理中心、医疗中心、文化中心）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一切，源于2009年底市南区政府的一个决议：为所有的社区建造1000平方米以上的“三个中心”。
　　当国家的力量进入社区，无论是在公共服务、文化娱乐，还是在邻里纠纷、社会治安上，局面都大大改观。但它碰到了一个问题：如何尊重居民的自治？
　 　香港花园社区工作站站长索春梅和居委会主任董作兰都表示，彼此其实是在共同协作，各有侧重。“机构分设，合署办公”。像有些事情，作为自治组织的居委会 缺乏制约手段，无能为力，这个时候，只能是具有行政资源和一定的制约能力的社区工作站出马，才能解决问题。而在很多方面，社区工作站就没有办法，只能靠居 委会的热情去沟通。
　　在这里，有一个隐含的预设，就是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的工作基于共同利益，或总能达成共识。
　　
　　自治困局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传统社会日益被解构，单位体制破产，在高度流动性中，人变成一个个相互游离的社会原子。如何“管理”这些无序化的原子，构成很多地方官员的一种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