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税改革，需要建立一套防止改革成本转嫁和合理使用资源税的制度框架。

    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作出修改，在现有资源税从量定额计征基础上增加从价定率的计征办法，调整原油、天然气等品目资源税税率。这意味着，经过一年多的局部试点之后，我国资源税改革正在为向全国推开做好各项准备（据《人民日报》）。

    对于资源税改革的意义，早已无需赘言。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而言，资源税的改革可倒逼资源耗竭型的模式转型。而且，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总量在全球地位的进一步提升，这种资源耗竭型的发展方式不仅中国自身无法承受，全球也难以承受。

    对资源税进行改革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民众担心的问题是，改革后大幅增加的资源税负将会由谁承担？在目前我国资源价格的机制受制于多重因素的情况下，最担心的结果是在缺乏民众参与的情况下，资源税改革导致的上涨成本最终转嫁到民众的头上。

    比如，如果原油增加的资源税转嫁到了成品油零售价格上，那么，有车族、出租车以及农业用油的负担必然加重；再比如，煤炭资源税增加后，电厂很可能因此增加成本，并进而导致电价上涨压力增大，从而最终增加民众负担。

    如果资源税改革最终成为一个利益博弈和成本转嫁的制度游戏，则既保护不了资源，又承担不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重大使命，这样的改革对于民众而言，其影响无疑是负面和反民生的。

    所以，在国内物价上涨的压力下，推动资源税改革，必须要有系统和整体的设计，考虑民众和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一方面要避免改革的成本完全由民众和中小企业承担，另一方面要防止推动物价的全局性上涨。

    就此而论，资源税改革的关键，除了增加从价定率的计征办法之外，恐怕还有更重要的制度命题：一是资源税的用途何在，也就是必须建立一套资源的保护和补偿机制，不能一头收税，一头又通过别的途径让民众支付资源补偿的费用；二是防止转嫁成本，资源税改革的成本应该由国家、地方、企业和民众一起承担，而不是仅让民众为这些涨价买单。

    比如，在当前国内通胀压力较大、特别是油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推动资源税改革能否和成品油价格机制的改革相结合，考虑企业和居民的承受能力，使这项改革尽量避免对民生的短期冲击；对于处境困难的中小企业，能否出台一些保护性的措施。

    总之，资源税的改革要有系统和整体的设计，要有配套的改革，同时要保证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而不是进一步挤压民众的收入空间和消费能力。站在民生的角度评判资源税改革是否成功的惟一标准，就是是否建立一套防止改革成本转嫁和合理使用资源税的制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