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5日，俄罗斯彼尔姆市夜总会火灾爆炸事故，至少造成112人死亡、142人受伤，震惊世人。这使人们联想起2001年美国“9·11”事件、2003年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发生的SARS事件、以及2008年初我国的冰雪灾害和“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等都在极短的时间里让现代化大城市感受到自身的脆弱，体会到城市安全减灾建设必须同时关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对于这些，我们要做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带着这一系列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金磊。
　　城市的减灾防灾之重
　　说到防灾减灾，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那是“天灾”，怎么防？而现实的状况是，目前的城乡根本就不可能有哪一次灾难是纯自然因素诱发的大灾难。这种状况从上世纪早期就已经初现端倪：日本1923年发生的关东大地震造成了10万人的死亡，其中因为地震死亡的人数是2万人，其余8万人是因为煤气泄露被烧死的。那是1923年，现在的煤气管道能引发的问题只能更大。金磊认为，它给今日城乡防灾减灾的启示是：在全面关注各类灾情时，要防范自然灾害引发的事故灾害，特别要将其列入安全生产监管内容之中；任何自然灾变都有其客观性，它虽防不胜防，但要求我们认知其规律，健全部门与企业联动的预报、预警、预防机制。
　　2009年5月，联合国在巴林公布了一份全球减灾风险评估报告，报告重新认识了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潘基文秘书长在报告的发布式上指出“灾害风险正以令人警惕的速度增长，威胁着社会经济发展、妨害着经济稳定和全球安全??尽管人类无法阻止自然灾害如地震和热带风暴的发生，但我们可以尽量限制它们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先发制人的减灾措施正是其关键，而灾后反应机制无论多么有效，都是永远不够的。”报告提供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全球灾害风险趋势分析、灾害分布图，以及相关应对措施，它极有助于重新界定全球减灾重点。如在中低收入的国家，经常发生的灾害破坏了人们的生活，而缺少政府关注、毫无计划的城市化以及低迷的经济形势更加剧了这一点。自1980年以来，这类持续、低强度的灾害事件给住区带来的破坏增加了5倍多。
　　研究发现，近年来的自然灾害之所以造成巨大的人员与财产损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人口快速地向易受自然灾害袭击的地区移居。所以减轻灾害风险需要在规划、预防、保护等方面加大长期投入，应急处置是“最后的手段”，而不应是预防灾害发生的首要战略任务。就我国而言，在目前人口大规模流动和城市化发展加速、自然灾害时常发生的情况下，防止居住人口和住宅密度过大以及交通、通信、电力等公共基础设施过于集中，应成为各地方城市发展规划与建设的重要任务，并要健全相应的灾害应急救援和处置机制，通过各种途径提高民众应对自然灾害的意识与自我应急防护能力。
　　而引发全球反恐浪潮的美国2001年“9.11”事件，对全球最大的教训，不仅仅是应共同反恐，而是应树立起综合减灾的安全观。因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其安全度不仅仅在于缺少多少安全设施及装备，而且还在于国民是否具备足够的安全意识及安全文化素质，没有这些，也就缺少了必要的安全准备。
　　“综合减灾管理是各国成功减灾的秘诀，同时倡导预防为先的文化体制与发展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安全减灾公民教育的基本点。”金磊认为，从这些前车之鉴可以得知，预防要远重于事后的应急。
　　减灾防灾，我们的缺与失
　　我国是世界上灾害较为严重的国家，除了火山暴发，就灾害种类来说，我国可谓品种齐全。全国平均每年因各种灾害而死亡的人数达几十万，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国民产值的6%以上。近些年，由于巨大灾害的发生，我国对防灾减灾也越来越重视，但从各种灾难报道中就不难发现，我们对于灾害的处理，总显得滞后而被动。
　　“有一句话不得不说，目前我国在很多建设领域都一味求快，先不说在经济层面上这样好不好，至少在自然层面有可能给城市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而且我们更多强调的是灾害应急预案的建立，而不是对灾害的预测机制。从管理上来说，也缺少一个综合的强有力的管理部门。应该承认，虽过去几年我国在综合减灾体制、机制上有进展，从中央到地方组成了减灾委（办）机构，但由于它们还是缺少统一减灾基本法制约束下的管理，造成的现状困惑是：指挥部与同级的应急办间职责未划清；议事协调机构与联席会议缺少权威性；某些领导小组与应急管理缺少关联度等，均造成应急管理枢纽能力欠缺唯一性。”金磊说从他们专业的角度看来：当重大事故发生时，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常设的、统一的、有准备的指挥和协调部门是不可想象的。
　　而我国目前的实际是，城市各种灾害的抢险救灾工作大都是由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各城市的化工局负责监督各化工厂内的安全工作；环保部门负责环境的监测与治理，但不负责事故后的应急处理；卫生部门负责事故造成伤病员的救治；公安消防部门负责事故救援中的社会治安、交通管制和灭火。上述各部门可以作为一支独立的专业队伍参加防灾工作，但都不具备综合指挥协调能力。城市防灾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应由哪个部门来组织、协调、指挥城市的防灾工作呢？
　　国际上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对自然灾害、人为和技术灾害以及敌对方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造成的灾害，以抢救幸存者生命为主的紧急救援实行统一机构管理、指挥、调度的管理体制，工作体系完善、健全。以瑞士、荷兰、德国、法国为例，他们均在政府中设有紧急救援的职能部门，除瑞士设在外交部外，其他几个国家都设在内政部。上述国家的救援队多数建在军队或消防队中，专业组织和志愿者相结合。以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为例，已形成了统一的综合性的应急管理工作体制，并随经济、社会发展对应急与救援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现正在形成横向与纵向一体化的应急管理体系。                
　　“我国对应对各种灾害的投入不可谓不大，但效果却并不明显。”金磊说，这种现实往往造成了事倍功半的效果。国家、各级政府部门都对处理灾害事故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还常常有捉襟见肘之感。原因就是在对灾害预测的重视不够，而这需要的是我们改变不喜欢把事情往坏的方面想的习惯。
　　“我特别想呼吁一下，1999年?2005年，中国科协组织全国20多个专业协会专家在年初的时候研究这一年中各种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并向国务院提交一份减灾白皮书的报告。这样一件事情，从2006年开始就停止了。现在的情况是，只有个别协会的专家说说就算了，没有了统一的规划，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国家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部门把这样一项利国利民的事情抓起来？”说到这段话的时候，金磊显得非常深沉而恳切。
　　减灾防灾的未来之重
　　我们庆祝了2009年的国庆，新中国已成立了60周年，未来，它还将面临更多方位的检视，其核心问题之一是，必须思考未来中国安全发展之径。
　　我们国家幅员广阔，这就意味着我们面临的灾难绝对不可能是单一的，在灾难的预防上也不可能是单兵作战就能应付的。面对这样的现实，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和对灾难认识的加深，已经有很多部门开始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2008年11月，山西省朔州市环保局与朔州市消防支队联合成立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目的旨在确保突发环境污染事故时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危害及损失；反之当发生火灾时，也不因灭火措施造成环境污染，从而更大范围地保障公众人身及环境生态的安全。
　　金磊说：“这是近年来在推进综合减灾工程中一个颇有创意的做法。应在全国逐步推广，这是自然灾害、人为灾害、环境灾害等不同灾种领域的有效整合。”
　　2008年初，由18个部委共同制定的《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年）》正式启动，其意义不仅在将开展不同污染源的风险评论，更在于用综合减灾的系统观全面看待并分析环境灾变。国务院新闻办近日发表了《中国的减灾行动》白皮书，无疑它与20年前的《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一样是国家层面的减灾战略，而其中对“十二五”规划最大的借鉴是如何才能形成防灾减灾的综合联动机制。
　　2009年6月10日，中国科学院《创新2050：科学技术与中国未来·战略研究系列报告》发布，勾勒出18个领域科技发展路线图，其中特别提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挑战；西藏自治区地震局与地勘局将联合进行中国有记录以来最大地震遗址（1950年察隅墨脱8.6级地震遗址）科考；在汶川巨灾发生周年和首个国家“防灾减灾日”到来之际，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减灾行动》白皮书，从8个方面论述中国提升减灾能力问题；6月1日由公安部、教育部、民政部等9部门联合制定的《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规定》正式发布并实施，它对全面提高国民消防安全素质，有效预防火灾，减少危害，将发挥积极作用。上述新近发生的事件说明加大力度从各个方面促进中国城乡社会安全发展已成定势，但随着“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完成期的临近，极有必要从战略高度研究并深化“十二五”期间国家在综合减灾规划上的相关事宜，旨在找到结合国情且符合国际发展动态的新规划思想。
　　说起未来，金磊说：“我国城乡“十二五”期间要在提升综合减灾应急管理水平上台阶，这不仅有赖于法规及政策，更有赖于组建“大部制”思路下的国家公共安全应急委员会（或专门部门）实体机构，在此前提下使应急与常态运行模式一体化，使分灾管理统一化，根本改变条块分割、效率低下的多头管理的缺陷，使安全发展真正落实到国家综合减灾应急体系的每个环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