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的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社会变革和发展理念都处在快速的变化之中,我国的城市化建设不能照搬一百年前或几十年前别国的发展模式,而必须充分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先进成果,以生态文明为目标取向,创新城市化的新模式,为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城市化应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资源环境可持续是人类文明可持续的基础。由于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在未来三四十年中,城市化率将提高30多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将净增3亿多人,城市总人口将超出10亿人,比美、英、德、法、意、加、澳这7个发达国家的总人口还多。因此,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是21世纪影响中国的大事,而且是影响世界的大事。人口、非农产业和物质消耗与排放大规模聚集的城市化,如果加剧了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社会失稳的进程,则城市化必将不可持续。反之,如果城市化在节约资源、改善环境、促进社会和谐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则将为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我国的城市化必须为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否则,我们将会掉进发展的“陷阱”。实现这种选择虽然有很大的难度,但也有很好的条件。难度主要是传统模式的城市存量及其惯性巨大,我国现有的城市人口规模庞大,但其布局和结构仍较落后,其巨大的惯性仍在使增量按传统城市的模式迅猛扩张。这些城市较普遍地存在着一些传统模式城市的弊病:非农产业无序聚集,相互间物能投入产出关联度低,资源难以就地、就近循环利用,高消耗、高排放成为痼疾;耕地、林地、湿地被侵占,加剧资源消耗、生态失衡;一些城市设施建设只求眼前视觉效果,不顾日后的隐患风险;垃圾围城,环境污染较严重;道路拥堵,出行困难;生活成本高,生存压力大;管理落后,办事效率低,等等。好的条件主要是:城市化的增量部分可以在新的起点上进行科学布局和资源配置。城市是人才、信息和科技研发的中心,只要确立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各项相关原则和衡量指标,以此为最低标准,激励创新超越,就有可能使城市化的增量部分进入可持续发展轨道。由于我国城市化的增量部分将占整个城市化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一块率先转向可持续发展,其意义就十分重大:首先,它可以切断老城市(或老城区)走传统模式的惯性扩张之路,而且走新路比走老路的即期和长期综合成本都更低;其次,它可以为老城市(或老城区)的模式转换提供经验借鉴、压力释放空间和回旋时间;再次,增量转移,即产业、人口、需求的转移,将使老城市(或老城区)的房价回归理性,人流、车流超负荷承载得以缓解,并为城市的社会建设提供良好条件。
生态城市是城市化与生态化的融合
人类建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古人对城市的选址、布局、建筑都很有讲究。而近代的城市则饱受污秽、水旱和瘟疫之苦。现代的城市除前面所提到的弊病外,还有不少,如能源瓶颈等困扰,现代城市规模大的人口超千万,人口超百万的就更多,一旦缺电、缺水、缺油,社会问题就会爆发性地显露出来,能源短缺将直接导致城市的衰落。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只能是生态城市。什么是生态城市?不能简单地把花园城市、田园城市、山水城市、森林城市等理解为是生态城市。生态城市不是城市要素与环境要素的相加,而是二者的融合,它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特征:
第一,能充分利用所在空间自有的可再生清洁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能、氢能、地热能、生物能等,其外部输入的能源清洁、安全、可持续;而且自有可再生能源在总能耗中的占比愈高和利用率愈高,其抗风险的能力就愈强,废热污染对环境的影响就愈小。
第二,资源循环利用最大化,消耗和排放最小化,替代可持续;而且生产的目的是产品服务效用最大化,能以最小的物能投入实现需求满足的最大化。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仍然只是形式上而不是实质上的生态化,仍然走不出高耗低效的怪圈。例如,在近些年我国一些地方城市化加速的过程中,城市住房需求强劲,不少人都卷入炒房狂潮中,购有多套住房待价而沽的家庭已不是少数,而他们在同一时间实际消费的住房只需一套,低收入家庭则望“房”兴叹,因而无论建筑领域如何降耗减排,其整体效果却是物质投入最大化,效用需求满足却是最小化,而且严重阻滞了城市化进程。又如,大力发展和普遍利用公共交通,就能以最小的消耗和排放满足居民出行的效用需求,但一些地方私人汽车购买的无限膨胀不仅大大增加了消耗和排放,而且造成交通拥堵,使出行效用需求满足最小化,这就使得无论汽车生产领域如何降耗减排都于事无补。
第三,城市的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形成全面协调的共生网络系统。这个网络系统运行的趋向是系统功能不断完善,而不是某个组成部分“一家独大”地膨胀;网络系统所提供的产品有不断增进人类身心健康和生态平衡的功效,而不是数量的盲目增长;网络系统在演替中不断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发展,趋向于生态学持续力最强的稳态,而不是多样性衰减的系统脆弱平衡。例如,在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工商业过度膨胀,人口过度膨胀,少数人利益过度膨胀,这样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污染严重,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严重失衡,它就没有形成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全面协调的共生网络系统,在发展上就不可持续。
第四,始终处于最佳生态位和具有最强组织力,与各种承载力上下限保持足够距离,有在阀值范围内自我调节、完善、强化的功能,有不断增强的承受冲击力、利用外力、同化异力的转换融合功能。例如,城市的选址和布局占用耕地、林地、湿地最小化,避开断裂带,近水无洪涝之害、靠山无崩塌之忧,由于它不冲击农业和生态,地质安全,反过来其生态位也就不受农业和生态保护的冲击,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成本就很低,并具有强大的抗逆力、吸引力和同化力。
城市生态化发展过程中社会建设的重点
城市的生态化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构成,二者同属一个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建设。从社会的现实出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建设需要重点解决好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教育问题。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的产物。在过去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由于家庭承担着农业种养技术的传承,工匠承担着非农技艺的传授,学校则侧重于文化、历史、封建秩序和人伦的教育,这种教育模式适应了那个时代的需求并维系了社会的有效运行。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复杂的社会分工将复杂的专业知识和技艺、哲学、科学、伦理、历史、法律等教育全面转向学校,与此同时,传统的大家庭及其相关职能解体,家庭教育退至生活常识领域;由于分工和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竞争性推动,学科、专业知识增长迅猛,分工日细,使得一个人从幼教开始,直至硕士、博士毕业,经过漫长的20年左右的学校教育,仍只是在某一个狭小领域成为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在其他众多知识领域仍然是一个“盲人”,这就使得许多人在复杂的自然和社会整体面前,都难以避免要陷入“盲人摸象”的片面认识之中,在各种危机面前变得“集体无意识”;互联网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又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沉迷、游戏于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更为肤浅、片面、极端。自然被“肢解”得面目全非,社会陷入复杂矛盾交织的困扰之中,这一切都是囿于一孔之见、一己私利的人依据肤浅片面的认识,利用巨大的物质技术力量,追逐各自利益的最大化的结果。要解决好自然和社会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好人自身的教育问题。必须把基础教育、社会教育和终身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基础教育必须解决好如何做一个身心健全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类、有益于自然的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教育就是失败的。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创新生物学、生态学、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法制、科技知识教育,使所有的人都具有移情能力、身心自我平衡能力、道德勇气和社会责任感。社会教育必须充分利用大众媒体,以鲜活的自然和社会实例及生动的理论述评、全球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展示、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新闻等形式,使所有的人都能及时地了解社会和自然的动态,既开眼启智,又增强责任担当意识。终身教育不仅是专业知识教育的延伸、更新,而且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需。
二是民生问题。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出路,应当从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中寻找。首先,要以最小的物能消耗和排放,实现效用服务的最大化,这需要解决好资源占有与共享的矛盾。例如,城市住房由购买为主转向租赁为主,由投资品回归民生必需品,就可以消除少数人屯房的巨大资产闲置浪费和投机牟利行为。其次,将就业和分配从资本增值的工具和权力寻租的对象,转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使收入的差距不致动摇民生之基。当前可做的是创新和完善教育、医疗、住房、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激励自主创业,建立和完善按“能”就业和公平分配的制度。
三是管理问题。权力集中、以权谋私、官僚主义、高耗低效是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社会管理必须在制度和用人两个方面推进改革。制度建设要坚守公平正义、公开透明原则,接受全民参与、全面监督,严惩一切贪腐犯罪、渎职行为,追究错误或事故责任,消除特权残余。用人应以实践检验为唯一标准,而不是以领导个人好恶为标准。一个称职的管理者必须是熟悉基层、敢于直接面对和解决矛盾、为广大群众所信任的人,而不是高高在上、远离群众、躲避矛盾、一门心思跑上层、拉关系的人;必须是爱听真话、闻过则喜、从善如流、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营造和谐氛围的人,而不是自高自大、独断专行、浑身长刺、处处伤人的人;必须是清廉公正、心胸坦荡、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人,而不是唯我独尊、拉帮结派、以权谋私、贪功诿过的人。社会管理必须在制度和用人两个方面有突破性的创新,如果民情民意没有畅通的表达渠道,社会管理没有及时的反馈调节机制,就会使社会被无形撕裂,使矛盾积累、激化;如果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吹的,吹的不如送的,送的不如亲的,就必然会导致人才的逆向淘汰,这种潜规则一旦盛行,就会出现社会管理高成本与低效率并存的局面。只有通过实践选人,才会有事业兴盛、人才辈出的可靠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