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政策原则
　　农民工市民化，直观上理解，就是指农民工转化为城镇市民的过程，该过程至少包括三方面内容：（1）让农民工在城镇安顿下来，稳定生活；（2）享有与城镇户籍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消除户籍歧视；（3）完成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以适应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
　　根据课题组在嘉兴、武汉、郑州、重庆四市的调查，接纳一个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政府大体需要支出8万元。从上述支出需求的时间分布看，近期主要是农民工子女教育和保障性住房支出需求，远期则主要是养老保险补贴支出需求。而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对象，更会给城市社会管理带来长期的、持续的支出压力。
　　上述政府支出，有的会表现为对办公设施、行政经费和公职人员工资的支出，有的则会表现为对农民工个人的直接支付。根据上述投入的不同特性，可以将其划分为经常性支出需求、阶段性支出需求和一次性支出需求。经常性需求是与政府有效履行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需求，具体如：行政事业单位的工资性支出、办公费用、设备折旧以及保障城市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的各种补贴和补助等。阶段性支出需求是与特定发展阶段紧密相连的，如农民工在城市定居问题、子女入学问题就是与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次性支出需求通常与推动制度并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联系在一起，具体如：解决青壮年农民工社保基金欠费问题，弥补现行养老保障基金欠账问题等。
　　与庞大的资金需求相对应，政府可用的资金来源主要有：（1）增收节支，调整预算支出结构。具体如：堵塞收入流失，增加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拨款支持力度，推行财政支出绩效管理、节约资金使用等。（2）调整基金性收入流向，将城市土地经营收益主要用于支持农民工市民化。具体如：无偿划拨土地建设社区服务中心等公用服务设施；按成本价或更低价格划拨土地，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投入部分土地出让金收入，支持建设廉租房等。（3）筹集部分国有资本变现收入及国有资本运营收入，支持农民工市民化。具体如：国有企业保本经营，为农民工享有公共服务提供价格补贴；调整国有资本布局，改善农民工居住地的公共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变现部分国有资本，征集部分国有企业经营利润，填充农民工社保基金缺口等。不同的资金来源也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预算性收入稳定、规范，可预测性强；土地经营收益与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具有阶段性；国有资本变现收入则具有一次性。

       从资金来源和支出需求相匹配、保持财政稳健运行的角度出发，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财政政策应坚持如下原则：提升农民工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应以增加一般性预算支出为主，基金性收入投入为辅。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应以土地经营收入为依托，增加预算支出为辅。推动农民工社保制度转型，应以适当的财政补贴为引导，着力提高城市职工社保覆盖率；同时要依托国有资本变现收入（含国有资本赢利）来弥补社保制度转轨所面临的资金缺口。以地方政府充分挖掘现有收入潜力和调整支出结构为主，以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为辅。
　　

        二、主要的财政政策
　　前面提到，农民工市民化至少包括农民工（及家属）在城市安居、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保障重建三方面内容。不同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同、原因各异。财政政策的目标和主要政策工具也应有所差别。
　　（一）在保障农民工享有均等化公共服务方面
　　在享有城市公共服务方面，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待遇明显偏低。主要表现在：随迁子女公平享有城市义务教育问题突出，公共交通、治安、垃圾处理等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就业、技能培训、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未能有效覆盖农民工。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城市管理体制调整落后于城市发展，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严重不足；围绕“招商引资”的激烈竞争，导致大量财政收入流失；以管理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制约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公共资金分配比例的优化。
　　在保障农民工享有均等化公共服务方面，财政政策的目标应当是：确保城镇常住人口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具体的财政政策可包括：增加对市辖区（特别是与郊区接壤的城区）发展教育、科普、公共卫生、文化体育、环境整治等事业的财政投入力度，显著提高经济强镇分享税收收入和土地出让金收入的比例，逐步形成按常住人口和实际业务量分配管理和运营资金的机制；严厉制止“招商引资”活动中的地价竞争，严格区分新设企业和既有企业的生产搬迁，堵塞政府收入流失；全面推行绩效预算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采取贷款贴息、收益补贴等措施吸引银行资金、民间资金参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改善城市基础条件；市政服务应坚持市场化运营的原则，对于政策性低收费和低票价，政府应提供适当的财政补贴。
　　（二）在推动社会保障转型方面
　　当前，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保障覆盖率低，社会保障水平低。社会保险制度是重要的社会再分配机制。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的资金筹措方式，都是企业缴纳与个人缴纳相结合、企业缴纳大头。保险金的发放，则是社会统筹帐户和个人积累账户相结合。作为低收入群体，农民工长期游离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就等于主动放弃了参与社会再分配的权利，放弃了保障自己不因疾病、生育、工伤、失业乃至年老而陷入生活贫困的权利。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障“碎片化”与农民工高流动性尖锐冲突，农民工在跨区转移、接续社会保障关系时面临重重困难；缴费水平高，企业缺乏积极性；以及缺乏有效的社会中介机构和相关机制，农民工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等。
　　在推动农民工社会保障转型方面，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应当是：提高城镇社保覆盖率，提高保障水平，防止因社保制度缺失产生新的城市（老年）贫困。具体的财政政策可包括：增加财政补贴，引导农民工积极参保“五险”；增加对工会维权的财政支持力度；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的原则，优化社保基金筹集、运营和管理机制；将社保基金征缴纳入地方税务系统，合理分流相关人员，全面强化社保督导、执法功能，提高政策执行力；加强农民工参加新型社保的基础数据的整理与搜集工作，积极筹划划拨国有资本变现收入（或经营收益），一次性补齐社保基金的资金缺口。

       （三）在推动农民工在城市安居方面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使其在城市具有相对稳定、舒适的住所。但是，目前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条件普遍较差。据本课题组调查，近80%的农民工居住的是功能不全的临建房或简易房。这些房子位置偏远、功能不完善、居住条件差、安全隐患高，非常不利于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安定和发展。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工收入相对低、支付能力差；城市住房价格快速上涨，超越农民工购买能力；以及保障性住房体系不健全，农民工被排斥在外等。
　　在推动农民工在城市安居方面，财政政策的目标应当是：改善农民工的住房、生活条件，使其能够安居乐业。具体的财政政策可包括：在廉租房建设方面，设立公用房屋运营公司，投入部分财政资金、土地出让金作为最初资本金，吸纳部分社保资金充当优先股，多渠道充实企业资本金；对支持廉租房建设的银行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支持；允许农民工购买经济适用房，对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按照成本价划拨建设用地，大力支持经济适用房建设；借鉴一些地区推进“宅基地换住房”的经验，将因此增加的建设用地指标主要用于增加城市政策性住房土地供应；对于农民工参加“宅基地换住房”活动的贷款申请，应给予财政贴息支持；对企业建设职工宿舍给予适当的税收减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