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樊纲（1953—）：现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制度经济学暨“过渡经济学”。

    [摘要]深圳未来30年的路怎么走，也是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问题。建议提高资源效率，树立建设3000万人口大都市的宏大目标；“五体并重”，发展与大都市相匹配的均衡产业结构；率先推进农民渐进市民化；改善城市管理系统，提升城市化质量；从外向型经济模式向开放型经济模式转型；积极推进深港紧密融合，加快深圳国际化进程；向体制改革要效率要发展要稳定要和谐；深圳今天也要向全国各地学习。

    [关键词]深圳   30年   辉煌   战略选择

    在过去的30年，深圳创造了人类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从一个边陲小镇，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大城市，其高速成长，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与之比肩。但是，这种高速成长在给深圳城市发展带来巨大成功的同时，也给未来带来了成长的隐忧。深圳未来30年的路怎么走，如何破解一系发展制约和难题，实现第五届党代会提出的“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的战略目标，这不仅是深圳关心的问题，也是中央和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问题。作为一家“立足深圳，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研究机构，我们利用自己长期对深圳改革与发展的关注、感知和研究积累，集全院之力，形成如下观点与建议，为深圳未来30年的战略选择尽一份绵薄之力。

提高资源效率，破除“承载力”迷信，树立3000万人口大都市的宏大目标

    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于环境恶化、城市拥挤、房地产市场泡沫等问题的出现，土地、水源、环境、资源、人口等方面的“承载力难以为继”，成了深圳的一个热门话题。深圳究竟还能不能继续发展，能不能产生更大的经济收入，创造更多的就业，能不能承载更多的人口，建设更大的城市……，这些都是深圳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必须回答的问题。

    资源永远是稀缺的。世界经济发展史显示了一种“反常”的规律，那就是资源更为稀缺的地方往往发展得更好，能养活的人口更多，生活质量更高。深圳地处沿海，紧邻香港，背靠珠江三角洲，有着全中国最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便利。与香港、新加坡相比，土地资源更为充裕，如果我们的土地利用效率能够提高到相应的水平，完全可以满足比现在大几倍的生产需要和居住需要。比起多数北方内陆城市，我们的水资源也更为丰富的，环境保护也容易的多。“承载力不足”的观点对于我们重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浪费、重视环境保护等等，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它们不能构成深圳不能做得更大、发展得更好的理由。深入的分析表明，深圳的发展潜力还远远没有用完，完全可以通过改进管理、提高效率，突破资源的约束和增长的瓶颈，大幅度提升承载力、经济总量和发展质量。

    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历史都表明，现代化的进程，包含着内陆地区人口向沿海迁移的过程，因为沿海地区的优越条件使其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与收入。中国只有很小的一片沿海，深圳这样一块“黄金宝地”，如果不能容纳更多的就业与人口，就是没有为中国的现代化履行我们应尽的历史责任，中央政府也是不会满意的。

    因此，深圳人不应小富即安、不思进取，而是要在历史辉煌的基础上，树立今后30年建成3000万人口特大都市（达到香港今天建成区承载人口水平）、GDP提高10倍（达到东京今天的水平）的宏大的目标，并为此而脚踏实地，从现在开始，就积极推进体制改革，改革城市管理和城市规划，改善资源配置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努力奋斗。可以预见的是，30年后，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甚至重庆，主城区都可能是3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深圳没有理由不在此行列之内，而只能争取在这之中争当先进城市！

从现实出发，采取“五体并重”的战略，发展与大都市相匹配的均衡产业结构

    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大都市需要与之相匹配的产业结构及其功能布局。而现代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区域有竞争力、可以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只能是与其生产要素的结构相适应。

    毫无疑问，我们要发展高新科技和高新产业，为此就要发展教育、鼓励创新，发展科研。但是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是70%以上的劳动力只受过中学以下的教育，科技创新体制相对落后。深圳有较为优越的条件吸引更多的人才，科技创新体制较为领先，今后也应继续在这方面努力。但是，教育的发展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全国各地也都在努力吸引人才，最终我们也很难很快突破现有人才的瓶颈。

    从市场需要的角度看，全球金融泡沫破裂、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放慢，今后世界市场的新增需求，80%将主要是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来自新兴中产阶级住房、汽车等消费需求和城市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求。而这些新增需求基本上都属于传统需求，即对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品的需求。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开始采取回归制造业和传统产业等实体经济的增长战略。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就更要从现实出发，一方面继续发展现在仍有竞争力的传统产业，从中要规模、要增长、要就业、要税收，另一方面树立远大目标，积极发展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市场体制，利用有限财力，扶持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服务业比重并非越大越好，产业等级并非越高越好，技术水平并非越尖端越好。因此，深圳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方向应该是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传统优势产业共同发展、相辅相承的格局，打造一个 “五体并重”的超大型产业综合体。基本思路应该是多元产业均衡发展，采取“五体并重”的战略：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并重、研发设计与加工制造并重、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并重、现代服务与先进制造并重、都市产业与周边生产并重。

顺应大势，创新体制，率先推进农民渐进市民化的进程

    城市化是未来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农民工市民化”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大趋势。那种只利用农民工的青壮劳动力，而设置障碍阻止农民进城市民化的作法，不仅对新一代的农民工而言难以为继，也将与国家城市化的大趋势与大政策背道而驰。深圳应该率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中国城市化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同时，我们不能只看到农民工市民化，会要求政府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会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更要看到农民市民化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利益。对于当前中国国情而言，农民工这个庞大的劳动大军，是为一个城市创造产值、创造税收的基本力量。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我们还离不开传统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我们也就必须创造条件继续吸引新一代的农民工进城就业，否则我们的经济就可能萎缩，我们的税收就难以增长以支撑城市发展的需要。农民工未能市民化，不常住下去，总处在流动的状态，我们就很难发展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使常住劳动力的素质不断提高，也就很难发展起新兴科技产业，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农民工市民化，常住下来，他们就会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当地消费，购置资产，从而扩大当地的市场，促进当地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农民工市民化，流动性减小，在城市安居乐业，更有利于缓和利益冲突，有利于城市的治安与和谐。

    我们当然要考虑财政负担问题。特别是，如果仅仅通过扩大户籍人口，按照目前“户籍贵族”的标准来为新增的户籍人口提供公共产品，财政负担会过于沉重，每年新增的户籍人口一定极为有限，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也会极为缓慢，根本无法应对现实的需要。为此，我们提出的建议是：

    “农民工市民化”，要淡化户籍制度，强化常住人口概念；一方面基本稳定（不再增加）户籍人口的人均公共品供给的水平，另一方面将有限的资源，向非户籍常住人口倾斜，以一种相对较低的标准（比如养老保障的标准与农民工较低的收入相适应），向较大量的常住非户籍人口提供部分公共品（比如先从社保和子女教育、职业培训入手，逐步增加医疗服务、就业保障和住房保障），积极（立即开始）但是渐进地推进市民化的进程，既从现实财力出发，又顺应城市化的大势所趋。

    “农民工市民化”，也要求我们在城市发展规划和战略上统筹兼顾。城市化既然是农民进城、低收入的农民工进城的过程，我们就要在城市发展规划中充分考虑低收入阶层的实际需要，比如，为了满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要，我们就要慢一点拆除旧房子，在改造城中村、城边村、关外村的时候，就要考到那里的房子也许正是现阶段新增人口能够住得起的房子。低收入阶层能够安居乐业，与高收入阶层在一个城市中相得益彰，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就能够更加和谐顺利。

统筹协调，以大都市理念改善城市管理系统，提升城市化质量

    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大都市，公共交通、供排水、供电供气、生态绿化和环境卫生等城市硬件的管理水平是考量政府治理能力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和未来，深圳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迅速破解有城市化率而没有对应的城市化质量的问题，如何以现代化理念，实现城市硬件管理的完善和提升，形成城市各种功能之间的衔接与配套，保障现代城市的有序运行。我们认为，深圳应该以真正意义上的“大城市”为发展理念，通过系统化规划、多元化供给、统一化监管三个方面的努力，完善和提升深圳城市硬件管理的质量，形成一种良性的发展机制，进而发挥城市化巨大能量，为全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做出表率。

    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任何一个方面的公共品和公用品的供给，都是一个具有高度系统性、与其他方面高度相互关联的子系统，不可能“独善其身”；任何一个子系统的改善，都不可能脱离其他子系统相应的配合与调整。因此，城市系统管理的改善，要求有高度的统一性、协调性，不能由部门各自为政、单独完成，而需要由城市最高管理者进行集权式的统一调度、统一协调。

    为此，我们建议，由市委市政府最高领导直接统筹城市治理系统的改革与完善（可以建立类似北京“首都规划建设委”那样的跨部门、超部门、由中央直接抓的“城市系统管理委员会”），打破各子系统各自为政的模式，在一段时间内（比如一年）集中治理某一方面的公共服务系统，通过各方面的协调整治，加以完善；一个方面接一个方面逐步展开，用5年的时间初步实现各子系统在大系统内的协同运行。

进一步扩大开放，从外向型经济模式向开放型经济模式转型

    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要求深圳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这对于深圳的未来发展意义十分重大。由于历史原因，深圳在发展方式上主要采取了外向型经济模式，这种模式至今没有多大的改变。金融危机给深圳上了重要的一课，断开了主要依靠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强大惯性。但对于深圳这样一个靠开放发展起来的城市，只有进一步开放才能解决它所有的发展问题。向开放型经济转型，率先探索开放型经济这种更加开放的发展模式，在未来发展中做好开放这篇大文章，进一步扩大开放，以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来统领发展全局，才能真正体现特区之特，才能在更大的范围调配资源，全面解决承载力问题。

积极推进深港紧密融合，加快深圳国际化进程

    深港合作是深圳过去 30 年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动力，在未来，深港合作仍将是推动深圳再创辉煌的不竭源泉。深圳要实现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的远大目标，同样需要在新形势下推进深港紧密融合和一体化发展。我们判断，未来 5～10 年深圳经济总量将有可能达到甚至超过香港， 从而导致深港合作的性质、领域、方式和内容发生根本性变化，双方将会在更为对等双向的基础上展开合作，深港合作将迈向更为成熟的新台阶。根据这一历史性变化，我们认为未来深港紧密融合重点在于提升合作目标、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机制三大方面，既包括打造港深都会示范区、衔接城际功能、完善跨境服务体系、培育创新创意创业深港都会区等具体措施，也包含组建深港都市规划机制，建立类似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共同市场，确立深港公共服务标准，构建城际公共事务协同机制和法律保障制度等合作体制的创新。

高举特区大旗，向体制改革要效率，要发展，要稳定，要和谐

    体制改革是深圳前 30 年的根本动力和解决发展问题的基本手段。在今天，深圳站在 GDP 即将迈上万亿、人口已经超过千万的新历史起点上，面临各种各样的发展的难题，进一步深化改革将显得尤为重要。

    从经济发展方面看，今后30年世界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各方面的约束条件更加严峻，保持增长更加困难，如果不能通过体制改革，包括企业、金融、投资、地产、科技研发等方面继续深入改革，提高效率，促进创新，我们的增长速度就会放慢，我们的企业就不能成长壮大，许多发展的根本问题就无法解决。

    从社会发展方面看，今后30年，在工业化、城市化完成之前（甚至之后的一段时间）很可能是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各种社会矛盾变得更为复杂的阶段；收入快速增长的好处，被差距拉大的压力所掩盖，社会会变得更加焦虑、敏感、紧张。历史上其他国家发展到这个阶段也进入了一个容易发生社会动荡的时期。全国如此，深圳由于过去在经济发展、城市化等方面先行一步，很可能会率先遇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体制（社会保障与分享制度）、行政体制（政府执政方式，公共服务的效率与公平等）、政治体制(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制衡，利益表达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在今后就不再是可有可无，而是成为保持稳定、促进和谐的必须。

    事实上，深圳今后能否真正在体制上保持先进性并将此先进性转化为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从根本上将取决于深圳能否在全国的体制结构内，发挥政治智慧和积极进取的特区精神，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进展。我们认为，从现实出发，深圳可以首先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

    1．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开始在基层按一定比例试行专职代表制度，且专职代表由差额竞选制产生；

    2． 在基层建立非专职人大代表工作站，使他们更多地为选区服务；

    3．制定政治协商规程，进一步发挥各民主党派的作用；

    4．将相关利益集团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制度化，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

    5．逐步拓展建立更加广泛的但可控的利益表达与反馈机制，在各个领域内推广由政府参与的各种协商机制，并将其日常化；

    6．在扩大社会保障体制覆盖面的同时，鼓励各种民间社会扶助机制的发展。

深圳今天也要向全国各地学习

    30年来，深圳为全国提供了为数众多的改革创新经验，全国在向深圳学习，学去了深圳许多体制与政策，促进了全国的“体制趋同”，也学去了深圳的创新精神，在各地都创造出了许多改革与发展的新招、高招，而且许多地方都是精神振奋、干劲十足、千方百计进行改革创新，也都因此在很多领域里有了新的发展。这种在全国范围内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格局和万马奔腾的局面是对深圳特区作用的充分认可，体现了深圳在全国的地位和贡献，但也对深圳提出了挑战：在特区的许多制度政策以及特区精神普及化的新形势下，深圳如何在改革开放方面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深圳特区除了继续充分利用好特区自主权（包括立法权）的优势、进一步努力在各个领域里先行先试之外，保持先进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以开放的精神、谦逊的态度向所有的人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益的新体制、新政策、新方法。过去我们向国外学，向香港学，现在我们也要进一步向上海学、向北京学、向滨海新区学，向重庆学，向一切地区学习，借鉴一切新鲜的东西，汲取营养，以此作为我们继续进步、保持先进的基础与起点。不思进取往往来源于不知先进。别人有一点做得比我们好我们也要努力向他们学习，才能使我们在整体上更加先进。

    这里一个具体的建议首先就是学习其他城市组织干部到深圳来考察与培训的机制，也向其他城市派出我们的干部进行考察与培训。

    纪念深圳特区30年的最好形式是思考下一个30年如何发展。我们真诚地希望并祝愿深圳人能够在今后30年里树立宏大目标，继续高举特区旗帜，发挥特区精神，用好特区优势，不断保持先进性，在中华民族的腾飞中，再创30年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