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项专项调研显示，200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1972万人，已经超过了2020年规划目标的1800万人。目前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0，但人口仍在以每年60万的速度增加。此前，北京市人大专题调研建议“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引起广泛争议。

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是不是该从“低端劳动力”下手值得商榷，但以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人口爆炸危机”却不得不正面应对。客观上讲，以大城市有限的土地和各类资源，承载人口的能力毕竟有限。如果人口持续大量流入的状况没有缓解，迟早还是需要城市管理者的进行行政干预，这显然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怎么办？对于处于人口的浪尖之上的大城市而言，加强完善城市的内部管理措施无疑非常重要，但全国范围内的人口宏观调控显然能更为关键，毕竟，寄望于仅有的几个大城市来承载城市化进城的人口转移是不现实的。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未来必然有更多的人口定居城市，哪来那么多的空间提供给“新市民”？

大城市空间日益逼仄，有必要放眼大城市之外的广袤空间。近年来，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同时，也表现为一些中小城市，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人口流出，这一点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显得尤为明显。而人口流出的原因，主要是围绕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资源选择，由于这些领域优势资源集中在大城市，从而导致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向大城市，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有效的改变，未来大城市将面临更大的人口流入压力。

因此，破解“大城市病”的良药，在于创造“机会均等”的国内市场环境，消除“城内”与“城外”的巨大差异。这就需要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间产业转移，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在二三线城市及其城市群创造有利于人才就业、创业和安居的良好环境，挖掘这些地区的人口承载潜力，实现这些城市与人才的双赢发展；这就需要进一步推动新农村建设，提升农村地区的整体经济水平和社会保障待遇，加大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避免农村地区的“空心化”和“空巢化”加剧贫富差异。

当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要真正实现城市与农村、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机会均等”仍然面临不小的困难，但破除这种机会的不均等显然已时不我待，唯有加大对大城市“城外地区”的政策扶持和经济培养力度，才能有效“补短板”，消除人口的长期单向流动压力。这不仅是破解“大城市病”的必然选择，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