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向城市的快速集中,使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越来越不堪重负。不仅在北京,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一系列“大城市病”的症状在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也正愈演愈烈,并且正逐步向一些中小城市蔓延。
改革开放以来,集中力量发展东部大城市一直都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上海、广州、深圳等东部城市大受其益。也就是在这一发展方针的指引下,地区、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只有大城市才能提供最好的金融服务、最好的医疗服务、最好的教育服务、最好的就业服务等等,现实的巨大落差造就了大城市优越的地位,同时也埋下了“大城市病”的隐患。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我们以前资源配置过于向大城市倾斜。
逃离北上广
社会学认为,收入差距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公平问题,而社会公正问题将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不患寡而患不均”,稳定是确保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大城市外来人口比重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外来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没有及时跟上,分配失衡情况愈加严重,收入差距会不断加大,由此也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压力越来越大,不信任、不满、仇富等不良情绪不断积累……
在由于资源配置引发的“大城市病”带来种种社会问题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房地产问题。当前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效果难显,“按下葫芦浮起瓢”,归根结底也在于资源配置的不合理。
就在政府严格调控房地产行业的同时,11月份的“百城价格指数”显示,当月全国百城住宅平均价格环比上涨0.82%,十大城市上涨0.41%,包括上海、北京在内,全国九大城市房价继续上涨。同样就在近日,广州、北京地价纷纷创下新高,房价、地价屡控屡涨,让监管层面上无光甚至震怒,扬言要坚决遏制过高地价。
这已经是政府本轮房地产调控第二次“事与愿违”。可以预见的是,只要我们不改变目前向大城市、核心区倾斜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各方面配套设施和条件都与大城市有着巨大差距的前提下,寄希望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完全解决房价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
即便是针对房地产调控的另一项政策,大力发展廉租房,其效果也不容乐观。与数量庞大的住房潜在需求而言,区区几十万、几百万套廉租房也就是杯水车薪,暂缓危急。
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各大城市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扩建、建新城区、城市中心迁移等不一而足。即便如此,仍然无法阻挡“大城市病”的日益爆发。而“大城市病”,让部分不堪忍受者开始逃离。“逃离北上广”,成为近年媒体关注的热点新闻。
转变城市发展思维模式
凤凰网一项关于“逃离大城市”的调查显示,支持向中小城市转移的群众已占94.3%,他们认为,中小城市幸福感更高,认为大城市发展前景更好的只有3.1%。
部分人员“逃离”一线城市,转向二三线城市,结果却发现,这不仅无助于解决一线城市的“大城市病”,却给中小城市带来了新的问题——当人们逃离大城市转向中小城市生活的时候,实际上同时也把大城市的压力转移到中小城市。一些中小城市也复制或被传染了“大城市病”。现在,“中小城市堵车的速度一点也不亚于大城市。”
在此并非指责改革开放发展方针的正确性,但在当前国民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大城市病”的爆发和蔓延提醒我们,改变资源配置倾向,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乃至农村的时机已经成熟。
无论是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还是“十二五”规划建议,城镇化都已经被视为解决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拉动中国内需型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在这样的大前提下,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镇就显得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目前有13亿人口,按照政府70%的城镇化目标计算,未来需要解决超过9亿人口的进城问题。假设都由大城市来承担进城任务,都建成像京广沪这样人口过千万的大城市,则意味着全国至少要再建近百个“北京”;即便是建设如日本东京那样的超大城市(世界上唯一人口超过3000万的城市),也需要建设30多个。
显而易见的,建设30个东京或者100个北京肯定是不现实的。东京的超大化有其客观自然条件的因素,而即便有建成的可能性,鉴于这两个世界闻名的大城市严重的 “大城市病”与城市本省一样响亮的知名度,也足以为我们敲响警钟。
与其“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倒不如“快刀斩乱麻”,彻底转变我们的城市发展思维模式,让资源更多向中小城市倾斜,加快小城镇话和农村的建设发展,才是提高中国城镇化率同时避免“大城市病”继续蔓延、恶化的主要途径。
“十二五”规划建议已经提出,要“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
日前,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试验区,成都市已经启动了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改革,该市500万农民可以自由“进城”。
为了治疗“大城市病”,步子不妨迈得再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