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城市病集中爆发期 GDP与幸福感背道而驰
时间:2011-08-14 14:22:29
来源:《中国青年报》
今年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一场小雨、节前走亲访友等几个原因几乎让北京陷入了全城拥堵。那天的拥堵让很多人至今耿耿于怀,不少人仍然在网上讲述自己当天的经历,比如,“200米的路,车走了半小时”,“下班在路上堵了6个多小时”……
如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
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原本是中国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却似乎在下降。城市病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有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摊大饼之后的城市病
由于我国的城市化没有能够自然地走向城乡一体化,城乡之间没有能够实现高度的融合,城乡的资源没有实现自由流动,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人们肯定不断拥向大城市。
今年7月,北京市政协经过调查形成了一份《关于促进首都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建议案》。这份建议案显示,2009年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而“十一五”规划确定2008年常住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625万。人口快速膨胀的问题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为1921.32万,广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经超过1400万。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已经在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46.6%,这个数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未来,我国将会有更多的城市步北京、上海、广州的后尘。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拥堵、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明显的大城市化特点,城市发展战略上没有作出结构的调整,总是摊大饼、不断扩张。”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由于我国的城市化没有能够自然地走向城乡一体化,城乡之间没有能够实现高度的融合,城乡的资源没有实现自由流动,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人们肯定不断拥向大城市。
在汪玉凯看来,中国的基础设施还不均衡,大城市基础设施完备,而中小城市欠账太多,人们不得不拥向大城市。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大城市,城市的原居民生活必然受到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保障没有能够及时跟进,不仅外来人口的生活舒适度不高,大城市原居民的生活舒适度也在降低。
城市为谁而建
由于不清楚城市为谁而建,城市的管理者在单纯的利益驱动下,较少地关注普通人,于是房子越建越大、自行车道越来越少、各种公用设施越来越贵。
在中国市政公用事业专家、《公权市场》作者徐宗威看来,如今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城市病已经越来越严重,已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我们的城市究竟是为谁而建,为什么目的而建?”徐宗威说,城市病反映的是城市建设的主导思想出了偏差。由于不清楚城市为谁而建,城市的管理者在单纯的利益驱动下,较少地关注普通人,于是房子越建越大、自行车道越来越少、各种公用设施越来越贵。
“城市有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经济功能,另一个则是生活功能。”徐宗威说,如果过分看重经济功能,那所有的行为都是围绕GDP。在一味单纯追求发展的前提下,城市的生活功能就会被忽视。
地表很漂亮,地下却很差
在城市的规划上,没有合理进行产业布局,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在大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集中在大城市。
在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过去30年我国主要是关注大城市的发展,如今到了要发展县域经济、加快中小城市发展的时候了。
“这些年城市化一味追求GDP,追求形象工程,地表上的东西很漂亮,地下的东西却很差。”汪玉凯说,在城市的规划上,没有合理进行产业布局,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在大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周围没有卫星城来分散城市压力。
汪玉凯告诉记者,大城市要用产业淘汰的方式来进行产业布局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的是大量低端的劳动力,已经不再适合大城市,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更适合在大城市集中。如果大城市能够提高注册企业的门槛,就能够有效地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问题。
生活质量应主导城市发展
如果城市的管理者能以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作为管理城市的理念,城市病就能大大减少。
不仅如此,调整城市的考核指标体系也势在必行。
“联合国有一整套城市考核的指标体系,空气、饮水质量等生活质量的指标所占比重很大。从联合国的指标看,更看重的是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而我国现在的城市考核指标体系还在误导城市管理者去追求GDP。”汪玉凯说,政府部门、城市管理者需要有长远眼光和现代化管理理念,更多关注居民生活舒适度。而要导向这个层面则需要系统的长期的指标体系,我国现在就缺少这样的考核指标体系。很多城市还在为GDP不惜代价、不惜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
“过去总是用GDP、效率来考核城市和干部,现在提倡用绿色发展的考核指标。如果城市的管理者能以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作为管理城市的理念,城市病就能大大减少。”徐宗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