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所有问题，关键还是改革，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当然未来改革不仅局限在经济层面，还有社会、政治层面的改革协同推进，这样才能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转型的体制环境。

　　“十二五”期间潜在增长率较过去会有下降，到“十三五”期间可能会有明显的下降。王一鸣判断中国经济已开始进入到一个减速的阶段。

　　但在王一鸣看来，增速减缓并不是坏事。从日本和韩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们都经历过一个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变的过程，日本在经历1973年的石油危机，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高速增长过程基本终结。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而且生产、支出、收入等经济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可见，只有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之后，结构调整才能实现。

　　所以，他认为，今后一个时期应该是一个时间窗口，中国要做的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是最大程度化解风险，创造新的增长空间，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途径。那么，如何推进这种转型，王一鸣进一步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应对：

　　第一，坚持扩大内需。他强调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是提升消费。过去这些年特别是本世纪依以来，中国消费率一直是缓慢回落，2010年零售额只有15.4亿万元人民币，按汇率来算相当于美国的40%，但这同时意味着中国有一个巨大的没有充分开发的内需市场。所以，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市场的扩展，消费规模的扩张，中国经济会有新的增长动力。据瑞士信贷银行计算，2015年中国的消费会占全球的14.1%。

　　他还提出，外需转向内需，不能理解为简单降低进出口的规模，或者简单去压缩投资规模，而是应进行系统性的调整。

　　第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中国产业的基本特征是过度依赖加工制造环节，集中在价值链的低端。所以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的思路要改变，不是单纯调整产业链比重关系，而是要突破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品牌、技术服务的各个环节，把中国服务做大，提升制造业附加值，实现从价格竞争走向质量、技术、品牌、服务竞争为主的转变。

　　转型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低效益高排放向高效益低排放的转型，加快淘汰高耗能、高排放、低附加值的传统重工业，同时，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实现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创造更多新的商业模式。

　　第三，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很多国家没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就在于科技创新的问题。过去这些年，中国研发投入增长非常快，但企业的研发能力和研发平台建设比较薄弱。因此，要增长科技创新能力，首先就要解决科技资源向企业流动的问题。其次，要创造新的人口红利，即单位劳动力人力资本产量的提高，这是增强可持续增长能力的关键。过去中国人力资本投入虽然有大幅提升，但相对于物质资本投入来说速率要慢很多，这意味着中国人力资本投入的空间还很大。

　　第四，积极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从历史经验来看，工业化上升时期，正好是排放增加的时期，中国目前的形势就很严峻。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能源消费总量必须得到控制。同时，要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加强对低碳和零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投入。

　　第五，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9.7%，每年差不多提高一个百分点，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将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王一鸣认为，推进城镇化最重要的是把现有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样各种资源都会被充分利用，而且消费需求也会释放出很多。

　　第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高速公路带来中国区域格局的明显变化“原来说中国存在区域差异大的问题，但在现在看来这又是一个延续中国高增长期的独特条件”，王一鸣称。根据验证模型，产业失去比较优势就会向其它国家转移，而中国现在沿海失去了优势，可以向内陆地区转移。金融危机以后，最稀缺的不是生产能力而是市场。在产业生命周期拉长的同时，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也会随之拉长。

　　第七，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首先就调整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分配关系，最主要是提高国有企业的上缴红利。其次就是调整政府和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主要体现在居民个人所得税上。还有企业和居民的关系，需要通过制度再造来提高工资率。再从二次分配来看，我国公共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偏低，所以要扩大社会保障以及公共服务的覆盖面。

　　第八，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王一鸣强调，要解决以上所有问题，关键还是改革，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当然未来改革不仅局限在经济层面，还有社会、政治层面的改革协同推进，这样才能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转型的体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