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各界密切关注和思考的医改这个难点热点问题，王虎峰发现，有这么一个现象，可以说从医务人员到医院管理者，再到卫生行政部门，再到社会各阶层，每个人都可以说几句，每个人都可以提出几个问题来。并且这些问题可以说都有一些合理的成分。

　　最近又有人提出要对医改做顶层设计，王虎峰表示，2009年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医改方案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医改领域中能够达成诸多共识的纲领性文件，是符合国情、有理论支撑、也被多方所认可的。所以不要简单地搞“翻烧饼”、“一风吹”，一说顶层设计，已经好不容易达成的共识就推翻了。任何改革要想深入，必须有一个理论的支撑，如果没有一个理论的支撑，奢谈什么顶层设计就无从谈起了。

　　这么多人都在对医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何理性地、有效地、科学地对各种问题和未来的政策建议给予一个科学的解释和回答。对此，王虎峰认为，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也不能简单地就几个问题提出几点建议，这样不足以从根本上说明中国医改的特点、内涵以及主要任务。

　　王虎峰指出，以前我们把卫生医疗混为一谈，那样做的结果，实际上经过“非典”事件已经看出它的弊端，那就是基层的医疗机构还有医院都是愿意做一些有收入的、有营利的，能够赚钱的医疗项目。对于公共医疗这块越来越不愿意做，政府越来越少地承担这方面的责任。这就使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滑坡了很多，这个也不能简单说归结为某一个部门，而是我们对于中国医改的内涵和范畴，对于医改不同的领域，它提供服务的性质，以及我们应该采取政策走向，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很透彻、很全面的把握。

　　根据这个情况，王虎峰提出了“四领域分析法”来分析中国的医改。这“四个领域框架”是指中国医改的范畴，应该包括以下四个领域：

　　（1）公共卫生领域。这个领域提供的是公共产品，政府应该主要责任。也就是说不管是投入还是兴办的机构，政府应该是责无旁贷的。

　　（2）医疗服务领域。这个领域应该包括公立医院和非公立医院，这一点应该很明确，不能将其他的非公医疗机构排除在外。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政府可以承担这种医疗服务当中的一部分机构的兴办以及投入的责任。另外一部分还应该允许社会资本的投入。关于政府投入这部分，应该是“巩固两头，放活中间”。所谓“巩固两头”就是对于一些大型的公立的医疗机构，政府应该给予适当投入，以确保它具有科研、教学、管理示范、人才培养以及安全战略的作用。还有一头就是基层的医疗机构，特别是在县乡村和我们社区这个层面，重点又是比较偏远的，社会资本不愿投入的那些地方，政府应该承担责任。让我们在基层的居民，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这“两头”应该给予巩固。“放活中间”就是介于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可能是二级医院，也可能是一级医院，或者是其他形式的医院，在这个之间可以让他们选择，可以通过一些合资、股份制改造、民营化、委托管理、连锁经营等等各种方式把它搞活，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投入的负担，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提供多层次的、丰富的医疗服务，满足不同层面人群的需求。

　　（3）药品生产流通。药品生产和流通以及使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该从药品产业整个行业来入手，来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而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因为药品是特殊的商品，而不是公共产品。所以，除了一些毒麻药等一些特殊的药品，还有一些基本用药，应该是主要用市场机制来调节。而政府去管理的手段，主要的是靠产业政策，一些指导性的、引导性的政策，来促进其有序竞争，良性发展，提高产业的集中度和创新能力。把药品的生产流通和使用，作为一个整体的链条来综合治理，这样的话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一方面药价虚高，另外一个方面也能解决诸如药品质量难以保证、恶性竞争不断、市场价格失真、全行业利润起伏不定、投入研发太少、发展缺乏后劲等问题。

　　（4）医疗保障领域。主要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是医疗救助，政府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第二个是医疗保险，这个是雇主和雇员要共同的去参与；第三个是商业健康保险，这个主要是靠市场机制来运作。不同的板块应该有相应的不同政策，如果我们模糊混淆之间的区别，这样的一个政策就难以起到有效的管理作用。

　　王虎峰表示，他提出“四领域分析法”的目的是回答：究竟中国医改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实际上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盯着公共卫生部分，那么毫无疑问就应该政府主导。如果我们看到了医疗服务，看到了药品生产，或者是看到了医疗保障，显然我们就得不出一定要政府主导的这种结论。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大家纠缠不休。如果用纯粹的经济学的观点，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种多个领域当中的不同性质的服务产品，多个不同的这种提供主体、服务主体这种政策的划分问题。也就是说，很多人把医改看作是一个混沌的，既可以是一个政府主导，也可以是市场主导的东西。这样的话，就模糊了我们很多的政策界限，就使得我们很多政策，实际上可以说是跨界的，或者是不适应本领域发展规律的。

　　所以，按照“四个领域”，一方面，应该由政府主导必须由政府主导。我们政府发挥作用的最高境界是构建“尽责的有限的政府”，也就是说，该政府管的，政府一定要管，该投入的一定要投入。但是政府不能是万能的，不能包揽一切，这也是我们一定要有所讲究的。

　　另一方面，该由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的，我们政府不用轻易的去干预。并且干预的结果，不可能很理想。这就是说，我们的政策还不能跨界，一旦跨界以后，虽然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目的是好的，但是往往事与愿违，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涉及到医改当中的政策需要注意的。第二个，按照不同的领域划分不同的服务产品的特性，根据不同的服务产品特性来采取相应的对策，把握相应的政策走向。这是政策分析的过程，我们必须用这个框架来统揽各类政策，统揽成百上千的政策。但是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在实施过程当中，要“四个领域”联动，不可能割裂开来，不可能各自为政。这是因为我们不管多少领域，我们的目标实际上是一致的，就是怎么样尽快的缓解看病问题，如果人为地把它割裂开，片面的理解，也不能得到好的效果。

　　“四领域分析法”这样一个理论分析框架，自从2007年提出来以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至少可以说为中国新的医改方案提出来的“四梁八柱”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支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我们是要构建四服务体系，那是由中国的特殊的国情决定的，特别是把药品的生产流通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原因是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太突出了，以至于综合医院50%左右的收入来源于药品销售。所以这个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所以我们这个分析框架，是一个对判断把握医改政策走向，分析医改政策走向是否合适的理论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