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里，一切皆流动

　　流动的学生；

　　流动的老师；

　　流动的教室；

　　流动的学校……

　　沿着永定河旁狭窄的土路，经过一片破败的平房、散发着呛人臭味的垃圾场，穿过一条货运列车轨道，11月20日，记者来到双槐树村行知实验小学——北京四环边的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

　　下课铃响了，孩子们的欢笑声充斥在校园的各个角落。

　　走进教室，并列的课桌间的缝隙只够一个孩子侧身经过，据这里的校长易本耀说，现在学校有1000多个孩子，有的班的人数已超过80人，学校实在容纳不下了。

　　“学校建好后就没有愁过生源。”易本耀说，其实，上民办学校也是家长的无奈之选。虽然北京市已明文规定，公办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就读取消借读费，但这些孩子要全部向公办学校分流，目前还难以实现。教育资源分布不合理是一方面，公办学校的各项费用加起来对多数农民工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易本耀告诉记者，这里的学生家长来自全国各地。家长是流动的，孩子们也跟着流动。

　　在行知学校，每年大概有10%的学生流失，他们或者去别的城市或者回农村老家。老师的流动更加频繁。行知学校老师分别来自全国16个省区。除了校长、副校长，老师的平均月工资在1200元-1500元之间。

　　“我们有一个班一学期换了四个老师，而且都是教主科的语文老师。”行知小学英语老师董丹说。今年25岁的董丹算是一个例外。她从开封教育学院毕业，在这里任教已五个年头了。

　　“那你以后会离开这里吗？”

　　“不会。”

　　“结婚后呢？”

　　“也不会。我会一直在这里。”

　　已到谈婚论嫁年龄的她穿着格外朴素。黑色棉袄，蓝色牛仔裤，黑色皮鞋，若没有头上蓬松的马尾，你可能难以猜出她的实际年龄。她负责二年级三个班和五年级三个班的英语课程，此外，还担任五年级二班的班主任。

　　“看着这里的孩子特别可怜，我们五二班有一个叫马勇强的学生，有一次没完成作业，我们打电话到他家，才知道他父母双亡，跟着七十多岁的奶奶一起生活，后来，奶奶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拎着拾破烂的袋子到学校，我看了，心里非常辛酸。”董丹说，“我小时候父母在外打工，我很理解孩子对爱的渴望，我希望把自己的爱补给他们。”

　　问起她对未来的期待，她说：“希望工资能再多一点，另外，给我们上保险。”

　　记者后来得知，董丹的妹妹前两年患上卵巢恶性肿瘤，而她的弟弟在去年患上白癜风。“我父母在北京摆摊卖煮玉米。我妈妈每天凌晨一点半登着三轮车去五孔桥进玉米，往返一趟要三个小时，回到家再拔好、煮熟就四五点了，六点再拿出去卖。”说起这些，董丹的眼眶里已是泪光闪烁。

　　而在众多的老师中，希望一直留下的只是少数。

　　“老师的待遇只够养活一个人，有时候，一些老师早上打电话说不来了，下午就真不来了。我后来跟老师们说，要走得提前两周通知，否则我们连替课的老师都找不到。”易本耀说。“近几年，走掉的老师少说也有100多个了。”

　　“这也没办法。”易本耀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行知学校共有两个校区，老师总人数110人。加上奖金，老师平均月收入1500元。一年教师工资总支出198万元；一年校园要负担的房租14.9万元;冬季取暖费6万元。而学校收入来源就是学生学费，学校总人数2076人，每人每学期800元，一年总收入308万元。加上各种开支，学校每年结余仅十余万，这十余万还要应对突发情况。

　　“老师离开，我也理解，一是待遇低，不能养家糊口；二是不能进修；三是退休后没保障，因为不在编制，社会保险也没有。因此留下的大多是刚毕业的学生和退休的老同志。”易本耀说：“学校总共搬了五次，2010年春节后双槐树村行知小学也要拆迁了。我今年49岁了，实在有点搬不动了。”

　　2 城市的变高变大与学校的迁移漂泊

　　城市，在农民工的手中变高变大；城市，却把农民工的生存空间越挤越小。学校东移西迁的过程，从另一个侧面诉说着一座城市发展的脚步以及为此所付出的代价。

　　在即将拆迁的朝阳区十八里店大武基村，记者见到了河北忠诚学校负责人曹帅。

　　24岁的他已经是这个学校第三代负责人了。与很多年轻人脸上的阳光活泼不同，曹帅显得成熟沉稳，笑容和话语中带着几分辛酸和无奈。河北忠诚学校尚未获得教育部门审批，仍处于非法办学的阶段。

　　“我不想让祖父和父亲一手创办起来的学校砸在自己手里。”曹帅说。

　　1996年，曹帅的祖父和父亲从河北张家口来京打工，那时候四环还没有建设起来，两个人看到很多农民工带着孩子在菜地里干活，这些孩子因交不起高昂的费用无法进入北京本地学校，孩子们面临着失学。于是，两人萌生了办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想法。两人用捡来的木头订成桌椅，在小武基村租到一所几十平米的房子，“简易学校”就这么开办起来。

　　一直存活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区域位置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偏僻，交通不便。如果哪天城铁等公共交通修建到眼前了，也就意味着学校要被拆迁了。

　　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东移西迁”成为忠诚学校挥之不去的阴影，而学校也几易其名，从“菜农小学”到“河北小学”再到“河北忠诚学校”，频繁改名的背后蕴藏着曹家三代办学的兴衰。

　　“‘一传十十传百’，1997年后学生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达到1400多人，那时候在四路通村、小红门、大武基、通县、大兴共有五个校区。”曹帅说。

　　一个地方要被开发，往往意味着在那里蜗居的农民工就要离开，农民工子弟学校也会被拆除，孩子们只能随着父母，到更远更偏僻的地方上学。

　　曹帅说：“2007年之后，由于拆迁，大武基村在渐渐消亡，学校生源也随之骤降，现在只剩下240多个孩子。”

　　“只能再找出路，往五环、六环搬吧。”曹帅说。

　　“2003年前，我们未经教育部门批准，属于非法办学，为了躲避警察，学校在一个地方最短只存在了半天，就搬走了。学生们也跟着学校到处转移。”易本耀说。

　　动荡不安，是农民工学校的共同经历，也让这里的孩子被迫承受转移搬迁的诸多不便。

3 希望留在这里，又害怕留在这里

　　子女教育、医疗保障、住房等问题，仿佛横亘在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座座大山，让他们时刻感到农民与市民两种身份间难以弥合的距离。

　　龙晓英是河北忠诚学校一名普通教师。“我们学校的孩子如今面临着和第一代农民工家长共同的难题：是留在城市还是回老家？”龙晓英说。

　　对于这些流动儿童而言，中学毕业就是这个城市容纳他们的极限，因为不能参加北京的高考，多数农民工子弟学校选择了全国通用的人教版教材，而没有选择北京市公立学校使用的北师大版教材。事实上，中考之后，几乎没有北京的高中会录取他们。要参加高考就必须回原籍就读。

　　记者了解到，除了少量学生去了北京的职业学校，一部分孩子读完初中索性留下来帮着父母做点小生意，大部分孩子都回原籍继续上学，只能期待高考考回北京，一家人再团聚，这是城市留给他们为数不多的上升渠道。

　　“走”或“留”的尴尬是农民工生存状况的一个缩影。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是对外资开放，更重要的是城市向农村开放。而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城乡间“候鸟式”的往复流动，则是特定制度条件下中国城市化的一种独特方式。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左右。从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国经历了12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日本是30年，而中国仅仅用了22年。

　　而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增至2.3亿人。初步估算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子女约2000万人。80后新生代农民工约1亿人左右，已婚者仅占20%左右。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农民工子女的数量还将攀升。

　　面对这样的增长，城市并没有预留足够的空间。

　　“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第九条明确,地方政府应合理设置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当时没有预料到中国城市化的脚步会如此之快。”易本耀说，“时隔20年，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出台，明确适龄儿童在其父母工作或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但这对于农民工子女，似乎还很难实现。”

　　子女教育、医疗保障、住房等问题，仿佛横亘在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座座大山，让他们时刻感到农民与市民两种身份间难以弥合的距离。

　　一方面，亿万农民工希望在城里扎根，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城里孩子一样享受这里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面对这样史无前例的迁徙大军，城市的各个环节都显得捉襟见肘——1978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仅有21万，而2008年，北京常住流动人口达465.1万，约占常住人口的1/3。城市医疗、教育资源严重短缺，交通拥堵日益加剧，房价快速攀升，环境日趋恶化，越来越多的“城市病”暴露无遗……

　4 农民工市民化，路有多远

　　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留倾向增加，由“候鸟式”流动向“迁徙式”流动转变，正由单个农民工进城务工转变为农村家庭向城市迁移。

　　“农民工子女学校是过渡产物。农民工学校尴尬的命运也正是农民工尴尬境地的一个缩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教授史柏年说。

　　“当前，如何有效保障农民工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未来几年，必须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2006年农民工享有的基本社会保障水平只有城镇居民的25%。近两年，尽管这一差距有所缩小，但仍然比较悬殊，尤其是相关制度还未对接。

　　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德慈在最新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指出，中国每年1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钟摆式移民”。中国大量农民工长期不能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口，这是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

　　农民工是当前中国经济建设的一支生力军。农民工的尴尬，也是中国的尴尬。

　　邹德慈认为，近十几年来依赖“农民工进入大中城市—提供低价劳动力—加上低价土地—创造GDP—增大城市人口—提高城镇化率”，越来越成为中国这个时期城镇化的主要路径。这样的路径，使得中国每年1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钟摆式移民”。每年春节前后移动一次，造成世界上独特的“春运潮”，给国家和社会资源带来巨大消耗。

　　此外，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沿海城市的出口加工业萎缩，造成1000多万农民工“失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也说明这条路径的不可持久和脆弱性。

　　2009年全国城镇化率46.6%,邹德慈说，据预测，今后每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仍然会保持在1亿-1.5亿。农民工“失业”的现象不可能很快消失，大中城市的容纳能力今后不可能大幅提高。中国的城镇化应该走多路径的道路，路径之一是积极推进和发展农村地区的小城镇，目的是截留和吸纳一部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避免全部或主要流入大中城市。

　　不久前,《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大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外来人口落户条件。注重在制度上解决好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

　　改革的破冰依然任重道远。

　　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里，孩子们依旧阳光——

　　尽管他们的家拥挤狭小，而不远处就是一排排漂亮的楼房，尽管木板搭出的厨房将他们和邻居之间窄小的通道挤得更窄，过道中间挂满了衣服、裤子和被单，但穿梭在里面，他们总能找到自己的乐趣。

　　他们的世界依然烂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