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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要有血有肉的城市化
时间:2011-08-03 08:06:18  来源:新华读书  作者:杜君 

《未来三十年的中国梦——顺德北滘的再城市化》 人民出版社

    近日,由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城市化研究所创作完成的《未来三十年的中国梦——顺德北滘的再城市化》一书终于面世了。初读此书,感触良多,愿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对今后中国城市化议题的持续关注和思考,也期待与创作团队进行更为深入的沟通探讨。应该说,此书虽不是那种遵循严格学术范式的鸿篇巨制,但却是一本保持鲜活实践底色的生动读本。笔者认为,无论是研究咨询团队还是地方基层政府,从一开始,谁也没有驾驭和引领“城市化”这一宏大话语的企图,但在双方长期的接触合作中、尤其是对现实问题的解答和回应中,却触碰到了当下和今后中国城市化过程的某些关键环节。至少书中提及的几个有价值的话题,为我们审视城市化提供了新的维度。

    城市发展不等于城市化

    近年来,尤其是“十一五”期间,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外,全国其他大中城市和地方政府也都无一例外的开始了新一轮大规模城市建设,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营城运动”。城市规模在瞬时间向周边蔓延,道路、地铁等大量公共基础设施正在加速兴建,房地产业成为不少城市最抢眼和给力的行业,各种在建和规划中的高楼大厦也越来越多。总之,这些可能是“城市化”这一概念给人们最为直观的具象表达。但这还仅仅不够,或者说上述这些并不是“城市化”的本意,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将上述现象称为“城市发展”,而对“城市化”的深层本义理解是农业人口脱离农业生产、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在城市定居和工作,从而完成市民化的过程。可见,城市化过程虽然不能完全脱离“物”的生产和积累过程,但更重要的是“人”的角色转变和提升过程。所以,既然是对“人”而言,这就注定了城市化必然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公共政策加以引导和保障。“单打一”、“见物不见人”的城市化是片面和不充分的,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

    本书虽然对顺德北滘通过“工业设计”撬动产业转型提升和开启再城市化探索投入了不少笔墨,但在字里行间却有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味道,感觉“工业设计”充其量只是北滘从工业重镇转向魅力小城的药引子,背后是以既有“物”又包括“人”的全面系统改革探索作为支撑的。因此,本书对于北滘在总部经济、环境提升、新城区规划、社会建设等其他领域的实践经验也作了较为充分的阐述,有个这些工作的积累和配合,看似“无中生有”的工业设计才可能顺理成章的落地发展。新产业聚集新人群,新人群带动新需求,新老群体共建新城市,可见,城市化不是孤立的一两个事件,而是一个系统的链条,是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决不是“拆平房盖高楼”这么简单的逻辑和行为。

    城市化不意味着“去乡村化”

    城市漫无边际的蔓延不可避免地会侵蚀原本田园牧歌、守望相助的乡村,这到底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还是发展理念的偏差?一直以来,城市化给人太强烈的“去乡村化”的意向了,尤其在空间形态上,不少人可能会错误地认为,哪天我们生活的空间完全变成高楼林立的闹市区,城市化就完成了;哪天乡镇的建制取消改为街道、居委会了,城市化就完成了;哪天农民的户籍变成“非农业”,城市化就完成了。但在本书中,我们发现,北滘的“魅力小城”建设却走了一条“城乡共进、统筹发展”的道路,在重点推进新城区、广东工业设计城建设的同时,也展开了诸如“美化家园”、“环境提升”、“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等促进城乡同步发展进步的重要行动。

    顺德北滘的实践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城市化的道路选择不是唯一的贪大图全的“大城市”方向,要尊重地方的传统和现实,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书中记述了北滘的“美化家园”工程,通过对乡村环境的整治,现代服务功能的植入、村民兴趣活动的组织,北滘的乡村并没有因为城市的滋长蔓延而衰落,反而焕发了新的生机活力。这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城与乡的关系:城与乡之间不应该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过程,我们不仅要在价值观上将两者平等看待,更应在实践中使他们达到“和谐共生、和而不同”状态。

    城市化需要异质性的共生

    美国著名城市社会学家沃斯将“异质性”作为大都市的主要特征之一,其实是在强调社会结构的丰富性和社会群体的多元化。这种分析视角使我们对城市的认识和理解逐渐从物质层面转向“人”的层面。那么,城市化似乎可以看成社会结构从简单到丰富、社会群体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改革开放三十年,东部沿海地区形成的诸多类似北滘的专业镇(街)之所以还没有哪个发育成一座真正意义的城市,除了产业结构、城市景观面貌等因素外,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结构的相对简单,换言之,异质性的欠缺。这些专业镇,由于无一例外都是第二产业主导的乡村工业化地区,这样的产业结构就决定了当地必然聚集了大量同质化的产业工人群体,而这些外来蓝领工人与本地社会基本处于一种不接茬的状态,缺少接触和介入的方式和渠道。

    “广东工业设计城”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为北滘这个工业重镇植入了一个多元化的场域,它对于本地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产业提升方面,还在于对原有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态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恐怕也是本书着重强化对广东工业设计城来龙去脉和内部细节描写的深层次原因。尽管在字里行间,我们也能体察到不同群体、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的激荡碰撞甚至摩擦冲突,但诸如“引凤筑巢”、“设计师沙龙”、“同天爱心行动”等种种迹象还是表明相互理解和接纳的概率再慢慢变大。也许从异质性共生的逻辑推论,城市化就是一个充满博弈和磨合的社会变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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