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乡土城市
在“地球村”不到30平米的会议室中,摆放着很多奖杯、奖状,让人很深切地感觉到这么多年来,廖晓义对环保事业的执着与取得的可喜成就。见到廖晓义本人,很瘦弱,很疲惫,但是面对我们时,循循善诱,亲切感十足。
谈到城市化,廖晓义说,“不能用一个单一的模子来切割现实,城市化是多样化的,如果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途径限于既有的单一城市化方向上,这条路必然遇到人口和环境的乃至社会的制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耕文明大国来说,照搬西方城邦文明或商业文明的城市化路径,是非常困难的。中国人几千年的生存智慧,可以找新的城市化路径。”
鉴于此,廖晓义大胆提出一个新概念:乡土型城市化道路。她直言,要走好这条道路,需解决五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乡村规划,包括村落、农场、书院、医馆和集市以及自然山水这样一个自生自洽的复合生态系统,是一个复合型生存空间,村落按照自然人文的方式聚集或者“漂积”,并不要求一个整齐划一的排列;其次是基础建设,乡村的基础设施不同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在“三通”,即通水、通电、通路的基础上,还要注重乡村公共空间包括公共建筑的建设,保证村民的公共活动场所,也包括信息化建设水平,用现代的信息集约替代了过去常规城市化的空间集约,让农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购销、远程教育、远程治疗等等,第三是社会生态,既保存熟人社会的乡土特质同时又具有科技时代的现代气息,营造现代社会所失落的“家”的感觉,即独立个体之间彼此相识、互补共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氛围;第四是公共服务,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养生、环保各个方面,公民一方面享受着来自党政系统的大服务,又营造着社会系统提供的自服务;第五是民生指数或者说经济水平。她特别强调,乡村的民生指数不能和城市一刀切,也不能只计算收入水平,还要计算人均环境资源的份额,人均公共空间的分享,空气质量如何,生态多样性的状态等等,还有乡村的乡亲乡情等,如果以GDP计算,民生指数应该包含环境GDP,文化GDP和幸福GDP,乡村在很多方面比城市要富足。这样的乡村,本身就体现了城市文明的优势,又保存了乡村文明的精华,还避免了西方常规城市化与生俱来的城市病,如果我们的乡村做到了以上几条,就可以向世界宣告,中国闯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即乡土型城市化道路。
创新公共服务
廖晓义坦言,要走乡土型城市化道路,并非是一件易事,尤其是乡村公共服务这一块。经过多年的新农村建设,我国很多乡村在硬件建设、信息平台的搭建,以及惠农政策的产业扶植等方面,已经越来越完善。但很多地方的软件建设特别是公共服务还跟不上。然而,她作为巫溪乐和家园的一名参与者和观察者,颇为欣慰地看到巫溪县委政府和巫溪的民众在乡村公共服务方面的探索和创新。
首先是党政系统的主导。巫溪县委政府创建了一个大群众工作体系,通过群众工作部的民众联络、民意调查、民众服务三个中心和县、镇、村的三级网络,行使“整合群众工作资源、联系和管理社会组织、解决热点难点问题、督查群众工作落实和调研政策方法”五项职能;通过网格化覆盖等,让党政干部走进乡村走进社区,不仅提高了党政部门的公共服务效率,而且让这种服务成为人对人的靠近,人心对人心的贴近。在执行服务民众职能的同时,也履行了引导民众的职责,让民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走上生态文明的轨道,取得了让百姓快乐,促社会和谐的“乐和”实效。
与党政系统主导相应的是社会系统的协同。从经济、文教到环保、医卫等等的公共服务是一个繁杂冗沉的任务,只靠党政部门是难以独担的,尤其在地域广袤、人口分散的乡村。巫溪县委群工部在培育和管理社会组织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乐和协会作为一种互助型、服务性、公益性的群众组织,作为村委会的辅助性协同性组织,在村支两委的领导和安排下分担了公共服务的重任,比如公共区域的垃圾管理,比如孤寡老人的关照和留守儿童的照顾,比如坝坝舞、养生操等文体活动的协调等等。乐和代表们在义务分担公共服务的同时,倡导了一种自力自强的乡村文化,引导村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权利的时侯,不忘履行公益公心的责任,被服务的同时培养自服务的能力,遏制了在享受公共服务之中的某种可能滋生的贪欲和抱怨;对于村支两委来说,乐和代表们分担了工作压力,加强了群众监督,也为村支两委输送了公共服务的人才。
在社会系统的公共服务功能中,社工组织也是党政的另一支助力。社区工作者的身份不是村官,而是“村干“——乡村干事。在党政领导下的社工组织首先可以解决部分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并且让大学生在乡村工作中得到锻炼,提高工作能力,其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协同政府解决新农村建设中的软件建设这个大课题,第三可以引进城市资源和帮助市场对接,推动以人为本的城乡统筹,第四还可以作为一道防火墙,协助政府监督惠民政策的落实。廖晓义建言基层政府应加强与乡村和大学,特别是有社工专业的大学的合作,在村级活动站建立更多的社工站以及乡村社工的长效机制,吸纳更多的大学生和具有乡土情结的人们走进乡村,通过加强对于社工组织的培育和管理,把乡村的公共服务做得更细更好。“这种城市社工组织下乡、走以人为本的城乡统筹新路,也是一种创新。一种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创新。”廖晓义强调说。
回归乡村建设
谈及为什么这些年致力于乡村建设,廖晓义说,因为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乡村。她做了这么多年的环保,觉得跟着西方走的环保路是有缺陷的。党的17大报告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给了她很多的鼓舞,她觉得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生态文明的落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5.12地震之后,怀抱着一腔热忱的廖晓义到了四川大坪村。
四川彭州通济镇大坪村是一个有着二百多家农户的山村,位于龙门山脉南段一座海拔1600米的大坪山,在5.12汶川大地震中80%以上的房屋损毁。两年的时间里,廖晓义和她的团队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为主导的公益基金资助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在生态民居的义工设计师刘加平这样一些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和村民们一起,在废墟上建起了一个被称为“乐和家园”的生态村庄。它包括由生态建筑、沼气、污水处理池和垃圾分类设施组成的生态环境管理,以及养生馆、生态小农场和绣坊,由村民组成的生态协会和一系列的生态伦理教化活动。
2010年6月,她回到祖籍重庆巫溪县,受县委政府之邀参与巫溪乐和家园建设。她说:“能为家乡做些事,感到很幸福。中国式公益讲究乡亲乡情回馈乡里,中国式环保注重从生态文明的整体来解决环境问题。我觉得巫溪县委政府主导的乐和家园建设,就是在实施生态文明的国家战略”。她强调,“生态文明”并不只是一个狭义的环保概念,而包括了生态社会建制、生态经济发展、生态保健养生、生态伦理教化和生态环境管理五大系统的文明模式,这样的新文明模式的最初生长地必然是在有着五千年生态智慧的中国,而且是乡土生态文化尚存的中国乡村。
“不管文明走了多远,乡村都是人类的母体。从中国乡村开始的生态文明,可能为我们自己,也为这个处于文明危机的世界,另辟一条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