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来，汤一介先生全身心主持《儒藏》编纂与研究工程。如今算是有了阶段性的成果，正式出版了43大本包括87种著作《儒藏》精华编，还出版了一套《中国儒学史》，共达四百多万字。汤一介先生谦虚地说：“这离《儒藏》精华编的总量330大本还是相差很远。”

       1990年，汤一介63岁时就想做这个工程。在他看来，中国已经有《佛藏》、《道藏》，可是一直没有《儒藏》，但是明清两代有些学者就提出要做《儒藏》，最终没有实行。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并称，儒家作为主流思想反而没有集大成的著作，似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不相称。汤一介说：“一个学者到了晚年的时候，要出非常多新的思想是有点困难。因此我考虑做一些带有资料性又有用的东西，就选择了《儒藏》工作。同时，我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儒家的著作。”《儒藏》编纂与研究工程2003年12月31日由教育部批准立项，汤一介任首席专家，由他带领中国、日本、韩国、越南近四百名学者参加这项大工程。

       近年，汤一介发表了许多关于儒家的文章，几乎每篇文章都有对儒家的新认识。当代“新儒家”提倡“内圣外王”中的“内圣”之学可以开出适合现代民主政治的“外王”之道，汤一介就认为这是对“内圣外王”之道的作用有所夸大。“新儒家”认为“知行合一”中，王阳明的“知良知”思想可能会发展出中国的认识论的体系，汤一介觉得这一点也是很困难的。

       儒家思想里的普世价值

       时代周报：在21世纪，儒家的经典在中国的意义何在？

       汤一介：我前一段写过几篇文章讨论普世价值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人反对普世价值的这个提法。我认为，现在讲自由、民主、人权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义，我觉得是对的。但是，我想，各个民族文化中应该都有普世价值意义的因素，那么，儒家思想中间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的因素呢？我从这个问题开始考虑，我就写了一些文章，讲中国儒家思想里面的普世价值。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开的世界宗教大会发表了一个全球伦理宣言，就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道德金律，等于承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具有普世价值，这当然是儒家思想。

       时代周报：这就像西方的一句名言所说：“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自由”，东西方一些哲理有相联的地方？

       汤一介：对，我后来也发现，在佛教、基督教的经典里，都有类似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说法。

        时代周报：在你的读书时代，胡适写过一篇文章讲“自由主义是什么”，他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自由”的说法，但是孔子的“为仁由己”就是“自由”的另外一个说法，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跟自由民主的说法虽然不是很相同，但是它们的内涵是非常相近的。

        汤一介：“自由”是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以后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了，它是根据“人权”的观念中应有之意。因为有人权的观念，“自由”才显得特别重要，那就是“四大自由”了。它主要讲的是社会的问题，因为人权问题是社会问题。“为仁由己”是讲个人修养的问题，当然个人修养也非常重要，但是它并不是要解决整个社会问题的一个命题。

        时代周报：在《儒藏》中，中国古代的思想有没有与当下提出的普世价值思想相通的？

        汤一介：对。《儒藏》中的儒家著作所包含的思想中间确有某些对今天人类社会普世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是讨论如何认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当今环境污染十分严重，所以我们就特别重视“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是说要调整好“人”和“自然”的关系。其实不仅我们重视“天人合一”的思想，现在西方也提出来类似于我们的这种思想，比方说过程哲学和近日出现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等。

        后现代主义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原来的后现代主义是“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就是把现代性进行解构，现代社会到底有哪些问题？要把它揭露出来。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可是发展到现在，有的主张后现代主义的学者提出来，光是揭露现代社会的问题是不够的，恐怕还应该建构一个能有助于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后现代社会的学说。

        他们的后现代社会理论根据的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已经流行的“过程哲学”—processphilosophy，过程哲学的主要人物就是怀德海，他提出的主要思想“人和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个思想跟“天人合一”是非常接近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就是来源于怀德海的思想，后现代不仅只是“解构性的后现代”，而且是一个建构性的后现代，根据怀德海的哲学，他们就提出一套宇宙观，叫做“整体有机的宇宙观”，这和《易经》的思想有相同的地方。而且，他们还提出一个口号：第一次启蒙运动是“解放个人”，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接着第一次启蒙运动进行第二次启蒙运动，就是“关心他者”，这就是人和他人之间的问题了，而不是个人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这样一个问题恰恰也跟儒家思想有若干的关系，先秦儒家，特别讲的一个观念就是“礼”，礼是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孔子有一句说“克己复礼”，费孝通的解释很有意义的，他认为“克己”是讲你自己的修养，“礼”是讲你和他人的关系，你个人修养不管怎么好，都要进入社会，就有一个和他人的关系。那么，他人关系的问题，就是“礼”的问题了，所以在先秦的时候，讲“礼”都是讲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相对应的关系。现在西方也有人注意到“礼”的意义，夏威夷大学的安乐哲（RogerT.Ames）就注意到，他有一本书叫《通过孔子而思》，认为不仅仅要了解中国的著作，还要从里面看到对今天社会有帮助的东西，他认为“礼”就有帮助，因为儒家是从社会的观念来定义“人”的，不是从个人的观念来定义“人”，是从关系来定义，就是从“父慈子孝”等等的关系来讲人，不是就个人讲“人”。

       时代周报：你发现中国儒家经典中其实某些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因素。那么，你认为当下一些人对“普世价值”的批评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汤一介：他们认为西方讲的“人权”这些思想不符合当前中国政治要求，所以就反对了。我们应该承认西方近代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义，否定这些观念具有“普遍价值”的意义，就无法把我们的社会建设成完整意义的现代社会。

        但是我们中国文化中也有“普世价值”，印度文化中也有“普世价值”，因为我们都是人，人所面对的问题，常常遇到很多相同的问题。比方说，人对自然的问题，人对社会的问题，人对人自己的问题，这是大家都遇到的。既然大家都遇到这些问题，都想解决这些问题，路子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往往达到一个高度，一个目的的话，可能又趋同了。

       比方“爱”的问题，爱人，就是爱别人，这是在各种宗教都存在的，基督教讲“博爱”，佛教讲“慈悲”，中国儒家讲“仁者爱人”，都是讲人要有爱别人的心。或者是要求。这是因为都是人，都遇到一些共同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时，都可能包含着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因素，这些有意义、有价值的因素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间，可能有相同的地方，也许出发点不一样，也许寻求的道路不一样，可是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

      “东亚模式”和“西方模式”互补

        时代周报：当时不仅是西方人，也有很多的东方学者对这种儒家思想浪潮进行了批评，甚至是抨击，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汤一介：东亚的经济发展，首先是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他们的经济发展开始非常快，“四小龙”是到七八十年代才发展起来的。当时一些研究汉学的学者，包括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比方说新加坡的李光耀、韩国的金大中，他们也都主张“儒家思想”对东方经济的复苏有正面的影响。我想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的经济为什么能够复苏得比较快呢？就是中国是讲究集体的，或者家族的，要照顾各方面的关系，用这种力量来发展经济，那是有它的好处的。但是我想，恐怕不能将中西文化对立起来考虑，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形势下面，很可能西方的那种经济发展的模式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像东方的这种模式，可以说，它可以纠正或者补充西方模式的不足，不能说它已经取代了西方的模式而得到发展。其实无论看日本、韩国或者新加坡这些地方，还是大量地用着西方经济的经营管理模式，而中国儒家的思想观念，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纠正西方社会中发生的问题，并不是要代替它，儒家思想支持的经济模式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经济体系，是不可能的。所以到上世纪90年代发生亚洲风暴，东亚的经济发展认识有了变化，因此过分地认为，东方的经济已经摆脱西方经济的那种路子，那也会出问题。当时有个辩论，说有“东亚模式”，而西方的是“西方模式”。我想这两个模式应该互补，可能有利于社会更好地发展。但总的来说西方在经济上的经营管理模式及经济思想仍然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时代周报：在学术界有“新儒家”的说法，像唐君毅、牟宗三先生是“新儒家”的一代代表性人物，现在参与《儒藏》工程的杜维明先生也被学界认为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你是怎么看“新儒家”的提法与他们的一些学说？

        汤一介：因为原来在宋明儒学已经叫“新儒家”了，所以我们现在定义的“新儒家”是从熊十力开始，我们把它叫做“现代新儒家”，这些新儒家对中国儒学的思想有很大的意义。虽然熊十力本人并不懂得外语，也不大了解西方的社会或者哲学思想，但是他非常聪明，而像张东荪的西方哲学搞得很不错，熊十力跟张东荪的关系非常好，常常跟张东荪聊天，张东荪就告诉他一些西方的文化包括怀德海的过程哲学。

       “现代新儒家”从熊十力做第一代，到唐君毅、牟宗三做第二代，杜维明做第三代，对中国文化研究发展有相当正面影响。原因是他们逐渐更加了解西方，熊十力并不排斥西方的思想，牟宗三就更重视中国哲学和康德哲学之间的关系，唐君毅重视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

         到第三代杜维明，他们的视野就更加宽阔了，他们跟世界各种思想文化进行交流的机会就更多了。这跟唐君毅、牟宗三还不一样，他们主要还是在香港地区，并不是在全世界到处走，杜维明是在全世界到处走，更宽阔。因此我们应该肯定他们对中国儒学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

         但是儒学在现代中国，并不仅仅是这一支，还有其他的儒学家。比方说，贺麟先生是讲心学，学术界称他的学说为“新心学”是走王阳明的这个路线，他是留学德国的，更多地吸收西方基督教的一些思想，来加强儒学的理念。

         比方说，他也很重视“礼”的意义，他认为西方像基督教也是非常重视“礼”的，中国叫“礼乐之邦”，那么西方的音乐也是很发达的，而中国的六经，后来“乐经”失传了，可是我们还有讲“乐”的，比方《礼记》其中有一篇《乐记》。贺麟先生特别重视“乐”的意义，他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应该受到重视。冯友兰先生是新理学的代表，又是一支，在大陆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有的学者也在尝试着开创新的路子。我都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