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小镇青年、Z世代之后，又一个规模多达3亿的群体有了自己的标签，那就是“新市民”。

  近期，银保监会与央行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引导金融机构加强满足对“新市民”在创业、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的金融需求。一时间，关于“新市民”的讨论开始变得热烈，学界普遍认为，“新市民”群体有望成为刺激内需的新抓手和主力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新市民”究竟是怎样一群人？本文将尝试给出答案。

  一、“新市民”的历史

  “新市民”其实历史已久。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里就业，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这便是“新市民”的雏形。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农民工群体长期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他们常常被城市居民视为“打工仔”、“外来妹”，甚至难以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在此背景下，国内一些城市开始涌现出“变农民工为新市民”的活动，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青岛和西安。

  2006年2月，青岛市为使120万外来务工人员享受与市民平等的待遇，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将外来务工人员改称为“新市民”，其子女称为“新市民子女”，取得暂住证的“新市民”可享受保险、房贷、考驾照、出国旅游、子女入学等待遇。同年8月，西安市雁塔区区委、区政府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新市民”称谓的通知》，标志着“新市民”成为雁塔区40万农民工及外来务工人员的新称谓，按照文件要求，将“外来人口”、“外来务工人员”、“打工者”、“农民工”等称谓统一规范为“新市民”。

  这些举动在国内引起了极大反响，随后其他多个城市也掀起了“新市民”热潮，诸如沈阳、长春以及长三角的一些城市，纷纷提出将外来务工人员当作“新市民”看待，尽力消除各种针对他们的不合理待遇。

  到了2014年7月，决策层召开会议时指出，对于长期居住在城市并有相对固定工作的农民工，要逐步让他们融为城市“新市民”，享受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不能把他们视为城市“二等公民”；2017年，由住建部、财政部、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全国住房公积金2017年年度报告》中，将农村转移人口和新毕业大学生也纳入了“新市民”的范畴。

  而近期发布的《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新市民”涵盖的人群范围，即“因本人创业就业、子女上学、投靠子女等原因来到城镇常住，未获得当地户籍或获得当地户籍不满三年的各类群体，包括但不限于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大中专毕业生等”，从规模上看，“新市民”已经多达3亿人。

  如今放眼望去，“新市民”已经遍布城市各个角落，街边小店、建筑工地、快递外卖、车间机床……很多地方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虽然不是城市居民，可是由于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深受城市文明熏陶，“新市民”早就不同于传统的农民，他们对于城市生活有着强烈渴求。尽管过去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已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他们依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包括买房买车、子女上学、养老医疗、贷款来源等等。

  近期官方文件的再度提及，让“新市民”群体的处境和诉求又一次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问题。

  二、 “新市民”的画像

  “新市民”的画像又是怎样的呢？

  诚然，仅凭官方文件给出的界定来认识“新市民”，难免显得抽象，我们不妨从其他维度来更细致地描绘这一群体的各方面特征。

  （1）“新市民”在哪里？

  想要满足“新市民”的种种诉求，并为之提供相应的支持与服务，必然先要搞清楚他们在哪里。

  理论上讲，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就业机会越多，教育医疗资源越丰富，对于外来务工、高校求学、看病就医等人群的吸引力越大。事实也的确如此。参考兴业研究的测算结果，从区域层面看，东部地区的发达城市数量最多，“新市民”规模也最大，达到了1.3亿人，而排在第二位的华北东北地区只有0.47亿人。从城市角度看，超一线城市“新市民”规模最大，其中深圳有1378万人，上海则以1077万人紧随其后；一线城市的“新市民”数量大多集中在400~500万左右，不过一线城市中相对发达的成都、东莞和杭州的“新市民”数量分别达到了939万、737万和835万，显现出强大的城市吸引力体现出了较强的城市吸引力；至于二线城市的“新市民”，规模大都在200~300万之间，三线城市则在100万以内。

  （2）“新市民”的行业、年龄及学历分布如何？

  3亿“新市民”来到城市之后，随着各种从事工作的差别而拥有了不同的身份，如工人、蓝领、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高校学生等等，故而有必要对“新市民”的年龄分布进行估算。参考新市民产业与创新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新市民”群体以城乡流动人口为主，占比超过七成，而高校毕业生及新落户城镇居民仅占一成，说明外来务工人员是“新市民”的绝对主力。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不妨以农民工的行业分布来近似代替全体“新市民”的行业分布。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51.5%的农民工都在从事服务业门类的工作，而第二产业里的农民工占比为48.1%，剩下的0.4%分布在农林牧渔业，这一分布也与大众认知相符，具体细分行业比例如下图所示：

  此外，在年龄方面，农民工群体当中接近半数都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其中80后和90后占比分别为26.7%和21.1%，说明80后与90后是“新市民”当中的主要力量；男女比例方面，农民工男女比例大体保持在6.5：3.5左右；学历方面，全部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约占1%，小学文化程度约占15%，初中文化程度约占55%，高中文化程度约占17%，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约占12%。这些都可以大体反映全体“新市民”的构成情况。

  （3）“新市民”有哪些特征？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调研报告，“新市民”人群主要呈现以下几方面特征：

  第一，工作时间长，流动性大。绝大多数受访者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在10~12小时之间，每周工作时间在6天左右，依靠超时工作来提高个人收入；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稳定性较差，工作岗位和地点变动也更频繁，收入和工作条件是影响其频繁更换工作的主要因素。

  第二，收入较低，社会保障参与度不高。有近一半（46.3%）的受访者平均月收入在4001~5000元之间，有31.3%的受访者平均月收入3001~4000元之间。从社保缴纳的情况看，不缴纳社保的受访者占比51.3%，15%的受访者不知道自己是否缴纳了社保，该群体的社会保障一直是其市民化过程中的短板。

  第三，业余生活较为单调，玩手机成为主要休闲方式。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工群体大多从事体力劳动，工作时间长，对业余生活的时间造成挤压，并且农民工群体的人际交往主要是基于亲缘和业缘关系，使得社交圈子相对较窄。

  第四，经济基本独立，但存款较少，理财观念淡薄，使用网络借贷比例高。大多数“新市民”靠工资能够养活自己，不过由于“月光”或者“家里需要就给”，因而存款较少，导致抗风险能力较差。此外，“新市民”普遍缺乏理财观念，并且部分农民工是现金贷的主要使用群体，而抗风险能力的不足又为生活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以上便是“新市民”群体更为详细的画像。

  三、 “新市民”的现实诉求

  如前文所述，尽管过去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已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新市民”群体依然面临着许多困难。而首当其冲的，便是这个日益壮大的群体并没有能够获得与之相匹配的金融服务。

  究其原因，一方面，“新市民”群体大多采用灵活就业的方式，流动性较大，很多人都没有稳定的工作岗位，并且工作内容也频繁变换，因此很难提供稳定的收入证明，个人信用信息缺乏，授信更为困难；另一方面，部分“新市民”由于房、车等本地资产不足，缺少有效的抵押物，对于传统金融机构来说，这一人群风险相对不可控，并非“优质客群”。

  不可否认的是，“新市民”在推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大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作为城市化过程中规模扩张最快与发展潜力最大的群体，他们不仅是促消费扩内需与推动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还是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关键一环。而“新市民”对于金融服务方面的诉求，不能也不该被忽视。

  正因如此，我们看到在《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当中，详细给出了对于满足“新市民”金融服务诉求的重点领域和具体措施，希望通过市场化运作而非政策性指导的方式来提升新市民的金融服务体验，具体涉及到创业就业、住房安居、培训及子女教育、健康养老保险等多个领域，堪称全方位、多层次，着实令人振奋。

  值得注意的是，“新市民”的现实诉求，并不是只有金融服务。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通过就业、入学等方式转入城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新市民”，农民工人数更是多达2.93亿，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也达到了64%左右。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5%左右，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存在近20个百分点的缺口，而这一缺口的主要构成就是“新市民”群体；换句话说，虽然他们已经属于常住城镇人口，并在城镇里工作和生活，但很多人都还没有户口，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困难和阻碍，包括就业创业、租房买房、孩子上学、老人养老等等。

  所以，想要切实解决“新市民”群体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助力“新市民”真正融入城市，进而推动国民经济更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本文作者介绍：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科院管理学博士，专注研究消费零售、数字经济、产业经济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