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在当代城市居民的心中，乡村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记得住乡愁”说的是对乡村的回忆，是当代要振兴乡村的内驱动力。一些城市人愿意到乡村度过一个周末，在乡村发发呆，看看农田，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喝一碗土鸡汤。这说明乡村某些特有的元素，正是城市人所需要的。

        自然是城市的梦，
        乡村是自然的家。
        根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的时间表：
        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面向现在与未来，乡村振兴有哪些路径？乡村与城市如何二元互补，一体共生，真正地互联起来？ 

        农民工“市民化”

        我们国家一直是城乡失衡，资源要素配置不均衡。改革开放初期，以农村支持城市发展的道路，牺牲农村发展而推进中国工业化发展，工业化发展带来城市化发展。失衡很多年以后，从经济发展角度，需要一个均衡的机制：要由从过去的农村流向城市，变为从农村到城市的双向流动。

        从“十四五”开始，我们国家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措施。

        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理事、浙江科技学院教授叶俊焘表示，对不同产品的不同规模的城市，以及不同地区的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要有不同做法。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住房保障改革就是增加城市住房供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关注这一部分农民工。
        改革开放40年来，农业转移人口实现了代际更替，从一代农民工到二代农民工再到三代农民工。现在农一代已经五六十岁基本回村了。农二代还在城市，是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农三代也慢慢在进入到城市产业工人队伍。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特聘研究员吕德文，在研究农民工过程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代农民工，看上去他是在城市务工，其实他是把工厂当成他的土地，他只是在城里面种田而已。
        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就是城里人，其实他们整个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跟城里面的年轻人没有多大差别，他们真的将城市务工，当成自己的一个工作来看待。
        一代农民工会给下一代新生农民工在城里买房，包括北方很多地方的农村，结婚的前提是在城里面有房，在县城买房结婚已成标配。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现象，说明他们把预期建立在城市里面，他们必然要进城。某种意义上，这是建立在财富的代际转移基础之上。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能够在城市更好的生活，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他们上一代给予的支持。但也由此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要在城市里扎根很不容易，至少是需要两代人的努力。

        所以，户籍制度改革要考虑农民工向城市转移的“城市化”下一步：农民工的教育，特别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和农民工的住房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如果从城乡融合的角度看，城市社会文化当中还包括推进他们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叶俊焘相信，只要农业人口转移出来，乡村振兴还有突破口。

        乡村要有“新乡绅”

        当人口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之后，人们就会关心两个问题：
        1.如果鼓励人口从乡村到城市，乡村会变成空心村吗？
        2.如果鼓励人口从城市到乡村，乡村会变成城市吗？
        其一，人口自发从乡村到城市，如果政策鼓励的话，乡村会加速变成空村，集约化农业出现会提升农业的生产效率，但不能改变人口流失的状况。

        其二，人口自发从城市到乡村开始去的人很少，而后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其中的机遇，会逐渐加速投入乡村，这是一个缓慢演变的过程。如果乡村有好的鼓励政策，应该会有更多的城市人自愿投身乡村建设，那么乡村就能向好的方向发展。

        “乡村与城市相比，最缺的不是钱和资源，而是人才。具有多种能力的优质人才，正取代天然资源、交通及市场，成为城市与乡村共同追逐的核心资源。”上海易亚源境创始人，首席设计师俞昌斌指出，由于大量乡村的人才源源不断的被城市吸纳过去，乡村就会荒芜。因此，乡村要吸引离开的人才回归，也要吸引城市的人才来乡村发展。乡村要有“新乡绅”，要有“情怀的城市下乡者”。而这就成为当前乡村振兴的机遇所在。

        “乡村振兴当中，主体是人，需要具备企业家精神。这又说到市民化的问题，如果市民化不彻底，能够获得这种企业家精神就很难。所以乡村振兴除了给予相关政策以外，还要喊吸引乡贤回去。”叶俊焘说，乡贤回乡创业，不仅能来资本，更重要的是带来智力资本。

        在他看来，将原来沉睡在乡村的资产盘活是需要智力的，需要在政策制度上，经济行为上创新，而这就体现出乡贤的智力。愿意回乡创业的这批人，也是城市的精英。对于乡村创业，特别像江浙一带，这些人依靠的是乡情与智力。
        为什么长三角地区特别有活力，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都很发达，就在于农民已经智力化了，他们本身在城市经济大潮中历练过，他们再回到乡村做企业就很有底气，而且成功率很高。而他们要实现自我价值，城市里面又没有这种归属，到农村却能实现自我价值。这也算是激活了城乡人才。

        总之，只要对乡村振兴有帮助的人，乡村都应该大力的吸纳他们，优秀的人才是乡村最稀缺的资源，也是乡村振兴最大的保障。

        乡村振兴的生态文明

        从社会学角度，农村是城市文化寻源的地方，中国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包括社会治理的问题，城市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可以从农村的文脉当中找到答案。

        从经济学谈社会学，要完全去追溯或者去践行原来的农村文化，能够形成特有的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一种文化表象。
        与此同时，农业还承担着生态功能。乡村振兴战略与生态文明发展有机结合，是高层制度设计的本意。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元年，习总书记一直强调生态文明发展观，生态产品将是乡村振兴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
        比如，打造“生态立县”的衢州，十多年来，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衢州特色的“两山”实践之路。最终成为全国九个生态良好地区之一、浙江省的重要生态屏障。
        在衢州江山市耕读村，绿树掩映，水果挂满枝头，游客穿梭其中。以前，耕读村人称“水泥村”，因为水泥厂多，工艺水平又低，村里的烟囱日夜浓烟滚滚，自家种的菜叶子上总有一层灰，怎么也洗不掉。水泥厂被整顿关停后，村里的植物仿佛也洗去了“灰”，吸引游客年均10余万人，从卖水泥开始转向卖风景。
        乡村拥有共同的资源——“山水林田湖草”这类生态产品，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会变成非常稀缺的资源。
        衢州属于生态资源很丰富的地方，在工业化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索性不发展工业，将原本用于工业发展的土地退耕成农业，将这些指标卖给杭州、宁波、嘉兴、绍兴这样的发达地区。这时候就凸显出生态产品的重要作用了。

        “事实上，乡村振兴没有一个既定模式，在探究乡村振兴的特定地区的创新型模式时，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搞乡村旅游，乡村旅游持续下去要不断的更新创意。”叶俊焘说道，在中国农村，将原来我们认为“不是资源的资源”山水林田湖草盘活，何尝不是实现生态资产与乡村振兴相结合的出路呢？ 

        乡村振兴“三步走”

        乡村振兴更加强调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体验设计唤醒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与环境的整体改善规划，可分三步走：唤醒、重塑、复兴。

        一、 唤醒
        乡村要活跃起来，乡村里的人要被唤醒，这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只要乡村不变成空城，这个乡村就不会消亡，不会荒废，它可以自我再生，不断发展良性循环，而不是慢慢的等待死亡。
        因此，第一步就要唤醒沉睡的乡村，让乡村的村民看到希望，让城市里的人都知道乡村的美好，都愿意来到乡村，唤醒的方式就是乡村根据自身特点引入一个或多个产业，这些产业能吸引城市的投资者和游客到乡村来，把人带来就会把资金带来，这样乡村就可以慢慢发展起来了。
        二、重塑 
        乡村再被唤醒之后，外来的改革者和乡贤们一起分析本乡村的优势，看看下一步到底往哪里走，可以重塑这个乡村的活力，重新找到一条光明的发展道路，找准一条阳产业，坚定不移的走下去，经过5到10年的发展，一定能够重塑乡村的面貌。
        三、复兴 
        乡村的真正复兴可能需要20到30年的时间，复兴的衡量标准大概有以下几点：
        1.人口是否大量回流，一个符合良性发展的乡村人口总数是非常重要的。
        2.人口类型的分布比例是否合理，如可保持乡村未来活力的婴幼儿比例，可保持当前乡村积极进取的青年和中年人比例，可保持稳定发展的老年人比例。
        3.素质人口的比例，这是衡量该乡镇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4.乡村产业的合理性，高科技新技术的运用，主体产业是否为朝阳产业，是否与本乡村土地有着高度的关联性，具有不可代替性及高度的竞争力。
        5.符合乡村安定，安全，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规划，保护好乡村的生态环境。
        6.乡村居民安居乐业，精神状态平稳良好，心理正常，生活健康和谐。
        由此看见，中国的乡村与城市真正的互联起来，才能给乡村带来真正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