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研究院特约分析师 李燚
从外向型经济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中国发展战略迎来大转向的同时,城市格局也将迎来新一轮洗牌。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下半年政策以及工作目标定调,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既是应对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和疫情冲击的新举措,也是旨在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自今年疫情发生以来,全球贸易遭受重挫,众多外向型城市经济陷入困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近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其中发达经济体将萎缩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萎缩3%。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双循环”战略格局的提出受到各方密切关注。
城市经济外向度也叫外贸依存度,是指一个城市、地区的对外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21世纪经济研究院梳理今年上半年37座主要城市经济数据发现,其中17座外贸依存度超过50%的城市,因过半城市上半年经济仍在负增长,其经济增速的平均值为-1.68%。而另外20座外贸依存度低于50%的城市,经济增速的平均值明显好于前者,为0.025%。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之下,外贸依存度高的城市,经济受冲击的可能性相对较大。随着中国走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这些高外贸依存度城市,尤其是出口导向型城市,如何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挖掘内需潜力,从而更好联通国内外市场?
6城外贸依存度超100%
哪座城市对外贸进出口依赖程度更高?在21世纪经济研究院统计的37座主要城市中,目前有17座城市的外贸依存度在50%以上,分别是东莞、苏州、深圳、厦门、金华、舟山、上海、宁波、珠海、中山、北京、大连、天津、惠州、青岛、无锡、嘉兴。
总体来看,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带,集中于珠三角的广东,长三角的上海、江苏、浙江和环渤海地区的北京、天津等地。
外贸依存度高于50%,是什么水平?从全国层面看,我国外贸依存度已从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60%以上,进一步降至今年上半年的31.8%。按此,这17座城市明显高于全国均值,是典型的高外贸依存度地区。
其中,东莞、苏州、深圳、厦门、金华、舟山这6座城市的外贸依存度,均超过了100%。素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外贸依存度最高,达到129.2%,远高于排在第二的苏州。
1978年,一个北接广州、南邻深圳的农业小县东莞,引进了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标志着全国引入外资经济的正式起步。东莞出口的主要商品也从明清起家时的香料变成了高科技产品,其智能手机约占据全球出货总量的1/5。截至今年上半年,东莞进出口总额为5633.4亿元,下降11.2%,同期GDP为4361.28亿元。
其余的高外贸依存度城市中,苏州的外贸兴起于当地乡镇企业招商引资、引入外资经济的“苏州模式”。今年上半年,苏州实现进出口总额1440亿美元,同比下降6.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7%。而厦门则是国务院最早批复的经济特区之一,今年上半年进出口总值为3081.83亿元,增长3.9%。
当然,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深圳的高外贸依存度有其必然成因。国际间人员往来和经济交流的频繁,加之行政面积狭小,使得深圳需要在更广泛的市场内配置资源。今年上半年,深圳进出口总额13356.75亿元,同比下降0.5%,出口总额已连续27年居内地大中城市首位。
分进出口来看,外贸依存度又可分为“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如果说以上5座城市外贸依存度如此之高,是因为进出口双双高企的因素,金华的高外贸依存度则完全是凭出口的“一己之力”。
今年上半年,金华实现进出口总额2152.4亿元,其中出口高达2058.7亿元,进口仅为93.7亿元。算下来,出口依存度高达98%。其中来自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的义乌,贡献了超六成外贸份额。
相反,在上述17座高外贸依存度城市中,上海、北京、天津、大连、舟山等地比较特殊,其是典型的贸易逆差地区,当地对进口的依赖程度明显要高于出口。
以全国贸易规模第一大市上海为例,今年上半年,上海进口总额9391.19亿元,出口总额6422.72亿元,源源不断的进口需求使得上海外贸依存度攀升到91.1%的水平。
出口导向型城市急需转型
随着中国走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不同城市间的发展态势分化更趋明显。
据21世纪经济研究院统计,在这17座外贸依存度高于50%的城市中,今年上半年超过半数的城市经济增速都是负数。尤其是中山、惠州等在内的8座城市,下探幅度都明显深于全国-1.6%的平均值。
受此影响,多个东部沿海城市的外贸依存度明显下滑。比如,东莞的外贸依存度从去年年底的145.6%,下降到今年上半年的129.2%,减少了16.4个百分点;惠州、珠海、北京的外贸依存度也降低了10%以上。
为什么高外贸依存度城市,经济受冲击的可能性更大?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这些城市通常是出口一枝独秀,消费或投资相对较低。
比如,今年上半年,东莞GDP为4361.28亿元,同比下降1.7%。其中,出口、消费、投资分别为3414.7亿元、1695.71亿元、927.79亿元,占GDP比重分别为78%、39%、21%,当地经济增长受出口市场影响程度可见一斑。
更进一步来看,这些几十年来以加工贸易为优势的出口导向型城市,二产几乎占到半壁江山。比如,2019年东莞二产占比为56.5%、苏州为47%、中山为49%。由于制造业相对刚性,在海外订单需求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加工贸易型为主导的城市更易受负面冲击。
以东莞为例,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东莞经济增速从两位数放慢到个位数,甚至在2009年一季度出现负增长。今年外贸持续受压的东莞又遇到这一问题,一季度经济增速下降8.8%,到上半年降幅虽有收窄但仍负增长1.7%。
改革开放以来,以国际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曾让众多沿海城市一跃成为明星城市,经济增速遥遥领先。然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贸发展方式,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极易在危机时刻被“扼住咽喉”。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背景下,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城市需加速产业结构转型,除了深挖内需市场外,产业链、供应链等布局也需要及时作出调整,适应内循环格局,以抵消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