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山东连云港“药神案”二审宣判，一审法院认定的销售假药罪被改为非法经营罪，14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均有所减轻，另有1人被判无罪。这起因代购、销售印度仿制抗癌药引发的刑案，因与电影《我不是药神》情节相似，被称之为连云港“药神案”。

    《我不是药神》上映引发社会关注后，现实版“药神案”纷纷浮出水面。随着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自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之前曾以销售假药罪判决的上海“药神案”，后改判为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相比一审判决结果，改判后的惩罚明显减轻。连云港“药神案”二审宣判，是“药神案”改判的又一个典型案例。

    上海、连云港两地的“药神案”改判，突出彰显了我国法治进步。过去，因《药品管理法》中有涉及假药的相关规定，法院以销售假药罪判决可以理解。但把能为患者“续命”的、境外合法上市的靶向药认定为假药，既不符合这类药品真实情况，也与公众认知存在偏差，还忽略了患者感受，所以修改法律规定是必然要求。

    去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删除了原来“按假药论处”的相关条款，这就不把代购、销售的印度仿制抗癌药等同于假药，使我们的法律规定更科学更符合实际。此外，法律还明确规定，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予处罚。由此，“药神”不再受到重罚。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既给了司法机关审理“药神案”的法律依据，也给了法律代理人、当事人重新辩护的理由。这类案件纷纷改判，不仅减轻涉案“药神”的处罚，给患者心理安慰，还会唤起公众对法治的敬仰，提升司法公信力，这都是法治进步带来的积极效应。

    以连云港“药神案”为例，二审改判之后，多名被告人不但刑罚减轻，而且可以依法申请国家赔偿。不过，这些被告虽然不会以销售假药罪被惩罚，但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非法经营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并从中获利，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律法规，构成非法经营罪。

    这类“药神案”带来至少两方面的提醒。一是有关方面应加快审批、进口更多境外合法上市的新研发抗癌药和仿制抗癌药，以切实降低癌症患者的用药负担。一旦患者可以从正规渠道买到价格合理、安全有效的进口抗癌药，自然不会从不正规的“药神”手中去购买廉价抗癌药。2018年以来，有关进口抗癌药的好消息不断，如零关税、政府集中采购、纳入医保报销目录、加快创新药进口上市等等。以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为例，这些药品与平均零售价相比，平均降幅达56.7%，可大大减轻患者用药负担。

    二是民间“药神”也应规范经营进口抗癌药。虽然修改法律后“药神”不会再以违反销售假药罪被判，但如果经营不规范，也会涉及非法经营、走私等违法问题，仍难逃法律惩罚。从规范市场、保障患者合法权益角度来说，有关执法部门对于违法销售印度仿制抗癌药，仍有治理必要。

    至于如何惩罚违法“药神”，既要从非法经营、走私等角度来审视，也要准确理解并适用新《药品管理法》第124条规定，即“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予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