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北方大旱，已经成为年度公众关注的第一个全局性事件，干旱的严重性使人们再次感受到了人类在自然灾变面前的乏力，从而引发人们对发展模式的思索。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大旱影响到的不是乡村，而是城市，将会是多么震撼的事情。但大旱只是影响到乡村的耕种和生活，城市一切如常，甚至流水潺潺的景观也不受影响地在运转。用于保证农业用水的水库，功能也变成保证城市用水。城市集中了人口，也集中了经济力量、话语能力和社会关系，这为城市赢得了“确保”的资格和条件。在吃下城市生活将不会受影响的定心丸以后，大旱和抗旱因为有些像是“远方”的事件而多少有了一些戏剧化效果。

    这种效果，显示了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对农业文明、乡村文明的战胜。诚然，社会的发展很难让人们都去当田园牧歌的捍卫者，城市化、工业化作为经济模式，必然会取代乡村和农业成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场域；但所有这些都不意味着城市化可以通过吞噬乡村的方式来实现。鉴于资源的有限性，城市以较少的资源使用，以集约、稳定而大量的产出，与乡村实现公道基础上的交换，这大概是理想城市化道路。尽管再理想的城市化都会让人在情感上产生复杂的感受，既陶醉于城市的夜色，又叹惋于牧歌的消失，但是以交换的方式，哪怕交换是不十分公平的交换，也比以吞噬的方式实现城市化人道得多。

    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工业和贸易的兴盛，世界近代化过程产生了包括“羊吃人”和殖民扩张在内的痛苦，城市化的输血管道上倒伏着大量的受难者。作为现代化的后发者，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应当探索尽可能减少痛苦的方式，城乡一体化发展、科学发展、统筹发展、新型工业化城市化等等表述中，隐含着“美好城市化”的期待。

    但是，现实中我们往往看到另外的景象。有舆论认为，城市的恶性膨胀是农业受旱主因。这还未能道及城市恶性膨胀是何种性质的恶性膨胀，是源于何种力量的恶性膨胀。显然，中国城市并不像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一样，单纯是人口大量集聚产生了贫民窟，那样的恶性膨胀并不足以形成水资源调拨使用的巨大不公平。

    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表现为权力主导下的造城运动，很容易变成城市对乡村的调拨和征用，有时这种调拨和征用甚至发生在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之间。一个地方首先成为权力的中心，或者权力意图的所在，然后成为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交通中心等等不仅水到渠成，而且似乎顺理成章。与之相应地，城市从土地、水、矿产到资金、劳动和包括户籍区隔在内的社会关系，无孔不入地收复了乡村。城市甚至生产了一种自我满足的情感方式，使得注意力和同情心都尽量不溢出到乡村地带。

    由此，城市成为了一种权力体制，成为一种政治构筑，哪一级权力的驻在地，就是哪一级的征收者，当权力从一个地方换成驻在另一个地方时，各种中心也会毫不费力地转移，商埠已经失去了传统意义，权力在哪里驻扎，哪里就成了繁华之地，近畿和边鄙也依权力的等级而定义。可以说，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几乎都成为了 “政治城市”，权力驻在及权力的兴奋点决定了它们各方面的规模、形制和等级。这似乎是一种“人定胜天”，实质上却斫丧了城市和乡村的活力，但城市和乡村的不同点在于，城市生长活力的斫伤得到了征用乡村的补偿，而乡村则是彻底的丧失。

    恢复城市作为市的属性，变权力主导的城市化为市场主导的城市化，并且使权力成为城乡交换公平的保证，而不是征用乡村以供养城市、征用各方以供养某一城市的制度，才可能有“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否则中国的城市化不仅难言新型，可能还将蕴含特殊的社会风险。